“烟草大王”褚时健出身农村家庭，早年丧父，执掌玉溪卷烟厂18年，从连年亏损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集团。
68岁锒铛入狱，女儿自杀，妻子被囚，家破人亡，74岁二次创业，84岁又成亿万富翁。
王石说，自己这辈子唯一敬佩的企业家，是褚时健。
褚时健如何走出人生的低谷和绝望，东山再起，再创辉煌？
本文带你走进褚时健的精彩人生。
—1—
人生的缘分如此奇妙
救别人最后竟然救了自己
褚时健年轻时因为得罪小人，被划分为“右派”。
成了右派，意味着丢掉工作、没有收入、家庭分离，还要受周围人的歧视。因为受不了折磨，很多右派离婚、自杀了。
30岁正是大干事业的时候，现在成了右派，一切都完了，褚时健的人生陷入了绝望。
褚时健被下放到元江县红光农场，去往生命中前所未有的低谷。
褚时健住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四处都是蚊虫，每天都要劳作。
有一天，他在剧痛中醒来。发现自己发着高烧，全身瘫软，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鼻子和嘴里都流着血，他怕自己的血流干，用力把血咽了下去。
其他右派和当地的农民经过工棚，有人进来看他，但都没有留多久。
同情一个右派并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右派。
褚时健内心开始绝望，自己这条命恐怕要留在农场了。
红光农场的医生罗载兴，听说有个右派病得快要死了，叫农民带路，来到褚时健的工棚。
罗载兴一进门，看见几乎昏迷的褚时健，惊呆了。人生的缘分是如此奇妙，原来几年前，褚时健曾出手帮助过罗载兴。
罗载兴因为跟着美国牧师学医术，被当成是“美国间谍”，革命群众对罗载兴拳打脚踢，逼他说出与境外敌对势力的联系方式。
罗载兴被打得受不了，只好乱编一些联系的暗号。因为无法考证，罗载兴被反复毒打。
褚时健当时是玉溪人事科长，刚好带工作组到罗载兴所在的地方。褚时健一看，“太明显了，他能是什么特务？哪有那么多间谍特务？”
褚时健让群众不要再打罗载兴，还告诉他，以后不要胡认这些罪名，那样只会让你处于更糟糕的处境。
失去消息多年后，没想到两人竟会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以这样的情境相遇。这一次，是他报答褚时健救命之恩的时候了。
罗载兴诊断褚时健得了严重的疟疾。
他给褚时健吃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特效药，是德国进口的。如果这个都没有效果，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第二天褚时健不再流血，烧也退了。
20年后，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当厂长，罗载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褚时健把他调到烟厂医务室。罗载兴到退休前，一直在玉溪卷烟厂和褚时健做同事。
做人心慈一点，善一点，总是好事。
给别人留一条活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在褚时健一生的大起大落中，他前期帮助过的人，积累的人脉，在后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救了他的命，也成就了他辉煌的事业。
“别人要打倒你，你控制不了，但你可以做到，自己不把自己打倒。”
—2—
指着副厂长的鼻子说：
信不信我先撤了你！
1979年，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青少年的艰难，再经历这20年右派命运的低谷，他看上去比实际老很多，又黑又瘦，神情憔悴，大家都叫他“老褚”。
褚时健不敢去卷烟厂，不是怕事，而是怕复杂的人际关系。
褚时健为此专门去找了地委书记，请胡书记赐他一把“尚方宝剑”。
褚时健说：“我是外派的领导，玉溪卷烟厂派系斗争很厉害，我夹在中间不好开展工作。请您给我一年时间，一年内，凡是来地委告状、上访闹事的人，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胡书记答应了。
卷烟厂的生活条件很差，有的两家人住28平米的房子，中间用草席隔开。因为生活艰难，职工在厂里养鸡鸭，成群的鸡鸭在厂里到处乱跑。工资又低，年轻人都不敢来这里上班，因为不好找对象。
车间里烟丝丢满地，一名工人在干活，其他工人在围观、闲聊。有几个卖力干活的，都被认为是“傻瓜”。
褚时健心里很恼火“你们就是这样搞企业的？！”
领导班子12人，分成两派，炮派和八派，斗争很厉害。炮派的意见，八派不会同意；八派做的事情，炮派坚决不配合。
有一次车间主任安排人去做烟嘴，有4个炮派的工人就是不上班，要车间主任去找八派的人来干活。这明显是故意旷工。
这4个工人与一位副厂长都是炮派，背后有靠山，他们肆无忌惮。车间主任缺人干活，就给褚时健汇报。你先叫人去顶岗，到月底发工资，记住不要发这4个人的。
到了月底，这4个工人来找褚时健：为什么不给我们发工资？褚时健直接回答：“除了不发工资，奖金也不发，这是对你们旷工的惩罚。”
这几个人立刻去找副厂长。以前也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上级领导怕他们闹事，最后都算了。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副厂长一进褚时健办公室，刚一开口，褚时健指着他的鼻子说：“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我都清楚。你要是支持他们在工厂作乱，信不信，我先把你这个副厂长撤了！”
这个副厂长当时就懵了，横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个黑脸厂长是什么情况啊？
他跑到地委，找到自己认识的领导，告褚时健的状。这时，褚时健向胡书记要的那把尚方宝剑发挥了作用，告状闹事被驳回。
见惯了和稀泥、不干事的领导，褚时健雷厉风行的作风给职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那些有心做事、能干的工人深深的鼓舞，他们觉得这个厂长会干点事情出来。
—3—
书记恶人先告状
褚时健：要我干，他必须走！
党委书记和厂长，到底谁是老大，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争论。
偏偏褚时健遇到的这位党委书记，是一位对权力非常在意、对生产毫无兴趣的领导。
这位书记在工厂逃避所有的矛盾冲突，有一次因为调薪，工人把领导办公室包围起来，这位书记端着茶杯溜走了：你们找储厂长。
上级发下来，玉溪卷烟厂的涨薪名额为40%。问题不在于涨工资，而在于给谁涨工资。
选好了，可以带动全厂的积极性，选不好怕职工罢工闹事。
书记比褚时健早到烟厂几年，是烟厂的老领导，对各方面人员的情况比褚时健清楚。这次这么重要的涨薪，褚时健希望能和他一起商量确定人选。
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书记却“生病”住院了。褚时健只能一人挑起涨薪的工作。
褚时健尝试去医院找党委书记商量，但是，书记还是一副你自己干、我不管的态度。
厂里领导班子讨论，大多数人倾向于按照以前，把名额平均分配到每个部门。初稿公布出来，一线员工很不满，他们觉得不公平，辛苦多、贡献大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很多人开始闹情绪。
经常五六十人到吃饭时间就堵在办公室门口，说要见褚时健。几十个人搬凳子坐下来，“吃不起饭了，就是要你给个方案出来。”
制丝车间闹得最厉害，一群罢工的工人把车间主任围了起来，场面异常激烈。
调薪期间党委书记一直在医院躲清净，其他厂领导也是看热闹的心态，凡事不操心、不出力。
褚时健也知道他们是怕担责任，在逃避，但也拿他们没办法，只能自己一个人扛着。
顶住了职工一次次堵门、吵闹后，褚时健拿出了最终的方案。名额不平均下放到每个部门，而是全厂在同一平台进行挑选，按实际生产贡献排列，排名前40%的涨工资。
勤恳付出的员工都得到了涨薪，这个方案也被大多数人接受了。
工厂消停了，生产恢复正常，而党委书记也出院了。褚时健见到他，丝毫不客气：“你如果真的有病，就继续去医院养病，厂里调薪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完了。”
原以为他只是怕担责任，后来才知道书记不干工作的时候，就把时间用来写材料告褚时健，张罗了褚时健的很多罪状。
褚时健知道自己迟早要把这些不干活的人清出工厂，但他没料到党委书记竟然恶人先告状。
褚时健直接找到地委书记：“他干，我走；要我干，他必须走！”
最后，这位党委书记被调走。褚时健趁着换书记的时候，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调整。
—4—
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想想我们赚的钱
这个罪名我扛了
为了奖励多劳多得，褚时健制定了新的收入分配制度。
工资与产量、质量挂钩，收入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将三班倒改为两班倒。工作强度的增加引起一些职工和对手的不满，他们写信告到云南省委、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指责褚时健损害玉溪卷烟厂2000多名职工的权益。
褚时健发展生产、提高效益的很多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出格的。“改革嘛，总要有人付出代价。”
国企领导者不仅要考虑经济问题，还有各种其他约束。褚时健是先行者，为了发展烟厂，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1982年，褚时健为了获得高质量辅料，用香烟和广东商人串换，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褚时健因此沉默了几天，“想想我们赚的钱，这个罪名我扛了。”
个人得失放一边，把企业发展起来再说。
当每个月真金白银兑现到员工手上时，员工的积极性被激发了出来。
全厂的生产热情高涨，日产量几乎翻倍，质量合格率连续几个月保持100%。
储厂长除了出差，几乎天天都在车间待着，这是一种比任何制度都强有力的震慑。
褚时健在车间与工人交流
我就喜欢踏实、肯钻研、认真的人，不管是车间主任还是技术员，给我汇报两三次，我就知道他有没有水平，努力不努力。
有别的省过来玉溪卷烟厂学经验，准备把三个主力烟厂合并，以此振兴烟草行业。褚时健了解后说不行，他们三个厂加起来90多个处长，都争着要房要车。
我这里9个处长都没有，但我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就给政府贡献64亿的财政收入，他们整个省的财政收入才63亿。没有好的激励机制，人发挥不出积极性。
我做烟厂，只有一个追求，把生产搞好，把产量和利润搞上去。
有了钱，褚时健改善员工生活，在他的任上，为职工盖了5000多套房子。在他离开红塔之前，集团账面上还有28亿元，专门用来改善员工生活。
短短几年，玉溪卷烟厂就成为玉溪地区职工生活最好的工厂，从遭人嫌弃到成为抢手单位。
—5—
保证三年还清贷款，如果做不到
本人愿受党纪国法最严厉的处罚
甚至枪毙，我都心甘情愿
1984年，国家批准可以通过申请外汇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很多大企业害怕风险，不敢要贷款。贵州卷烟厂直接放弃了自己的额度，昆明卷烟厂的额度也大幅下降，省里计划分的贷款就多出1300多万美元。褚时健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中午会议休息时间，褚时健把同去的总工程师李振国拉到一家饭馆，“老李我们马上算个账。”如果追加贷款，玉溪卷烟厂如何还贷，两人写了一桌子的数字。
下午回到会场，褚时健说：“我们追加额度，共申请2300万美元的贷款。”
这简直是个逆天的申请，连省委的领导都大吃一惊。计委的领导担心风险太大，不肯批准他的申请。
褚时健算过，买进口设备，日产量高，优质率80%以上，一年能剩下380万元的原料。
李振国说：“从设备上来讲，当然要买，我担心买来以后的原料问题，没有优质原料，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
褚时健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原料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我们先把机器买了。”
褚时健经常泡在计委，不管他怎么说，领导就是不敢批给他。80年代，一个地方的小企业，贷款2300万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利息都不知道还不还得起。
褚时健半路拦住朱奎副省长的车，从设备引进之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对云南省利税贡献的角度，诚恳地表达自己贷款的理由。朱奎终于同意了。
朱奎召开计委人员开了一次会，计委的领导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么大额度的贷款，如果处理不好，不仅是计委，云南省委的主要领导都要承担责任。
迫于无奈，褚时健立下“军令状”：保证三年还清贷款，利税每年递增1亿元，如果做不到，本人甘愿受党纪国法最严厉的处罚，即使枪毙，我也心甘情愿。
有了这样的军令状，计委领导终于批准了褚时健2300万美元的贷款。
褚时健从德国、英国等购买先进设备45套。1980年代，玉溪卷烟厂引进计算机系统。
1986年，进口设备全部投入使用，成了当时国内烟厂最豪华的设备阵容。玉溪卷烟厂一下子豪气冲天，傲视群雄。
—6—
别人不敢干的事
偏偏我就有这个热情
由于原料烟叶质量一般，玉溪卷烟厂的香烟还是不受欢迎。
在1983年颁布的《烟草管理条例》中，推广种植和收购是烟草公司的职责，不允许烟厂介入。
褚时健想由烟厂提供资金，但是烟农必须按照他的方法来种植，并将烟叶卖给玉溪卷烟厂。
这就是后来广为推崇的“烟田是企业生产的第一车间”。
烟草公司做烟叶，卷烟厂只做生产，烟草专卖局负责销售。运转效率低下。
褚时健提出把烟草公司、专卖局并入烟厂，三者合一才能使效益最大化。
这个想法极其大胆，遭到其他两方的断然拒绝。在国家烟草总局会议上，有领导当场指责这种做法“放肆”。
褚时健必须说服领导，他得拿出他的筹码。他能拿出什么呢？财政收入。他向省委承诺了高额利税，这就是他的军令状。
领导最终同意：只要最终是为国家财政收入着想，企业的形式是可以商量的。
“在做事层面，我觉得霸道一点没有问题，最终都是为了集体和国家，但我做人一点都不霸道。”
1986年，“三合一”以会议形式通过。
褚时健彻底打通了一条完整的烟草产业链，红塔山品牌在“三合一”体制下开始腾飞。
对于烟农，褚时健说：“烟厂保证你们的收入比以前高。如果种这些烟叶不挣钱，烟厂补给你们。”
褚时健一直有一个理念：不能亏待别人。他把烟农作为烟厂的“编外职工”，想尽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甚至将卷烟厂的部分利润都拿出来分给广大烟农。
1992年，褚时健发给农民的补助是3.6亿元，到1995年，更是达到10亿元。
褚时健“沉迷”烟田
烟叶有三年醇化的过程，褚时健从1985年开始“第一车间”革命，到1987、1988年，突然爆发巨大的能量。
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质量、数量令同行大吃一惊。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利税7.6亿元，首次成为全国第一名，常年第一的上海卷烟厂被玉溪卷烟厂甩在了身后。
当大家都在吃大锅饭、混日子的时候，褚时健不断地探索、突破体制障碍，甚至半路拦车、得罪领导，最后没办法，还得白纸黑字立下军令状，才能推进改革。
做来做去都是国有资产，对于个人来说，其实只有麻烦，没有什么好处。
但这就是褚时健的性格，人生来就是要干事，别人不敢干的事，偏偏他就有这个热情。
—7—
云南省最大的“财神”
他一开口
你身上的金玉
能把身体拉弯
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8年，将一个亏损的地方小烟厂发展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集团，卷烟产量翻了接近10倍，缴纳利税共991亿元。
1994年，玉溪卷烟厂利税接近300亿元，相当于400个农业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足足撑起了云南省财政的半壁江山。
玉溪卷烟厂职工的工资一升再升，福利也越来越好，年年修建新的住房，每年都有学校、医院、文体活动场地进驻烟厂生活区。玉溪卷烟厂成了云南省非常抢手的单位。
1993年，红塔山的年销量超过所有香烟品牌，占据80%的高档香烟市场。
1995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研究报告》中，红塔山以320亿元的品牌价值登顶榜首，排名第二的长虹只有87亿元。
全民购物首选品牌中，红塔山超过中华香烟，高居榜首。
红塔山成为中国烟草界难以逾越的一座品牌高峰。
褚时健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一时间风光无两。
大家都争着和褚时健套上关系，因为他一个批条就能价值上百万甚至上千万。
每天有无数人在卷烟厂周围等着疏通关系，一件香烟50条，也就是500盒，一盒香烟出厂价是4.6元，市面上可以卖到10元以上，所以一件香烟就能赚2500元。
褚时健曾经给一个公司的老总，5000件红塔山的批文，这个老总激动给褚时健跪下了。拿到5000件红塔山的批文，意味着躺赚1250万，而90年代北京的平均工资才221元每月，这笔钱，简直就是天价。
“金口玉牙，他一开口，你身上挂的金玉，能把人身体拉弯。”
单是每天在玉溪住着，想方设法找褚时健要批文的就有6万多人，他去机场，想接他的高档小车都排成长队。
云南省财政收入70%来自烟草行业，玉溪卷烟厂又独占烟草行业70%。褚时健可以说是云南省最大的“财神”，也是很多人发财致富的“财源”。
树大招风，处于这样的地位，难免得罪人。“一直忙着做事，一回头，才发现自己一直走在悬崖边上”。
—8—
女儿狱中自杀
褚时健当场奔溃
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1995年3月，一封匿名的举报信，让玉溪卷烟厂一片哗然。
几个月后，老伴马静芬被关押审查。
女儿储映群涉嫌索要3650万元、100万港币、30万美元，被警方带走，最终没有坐实罪名。
1995年12月，储映群在看守所里自杀了。有几个令人心酸的细节，两行字的遗书、冬天、看守所、异乡河南。
褚时健那天在朋友家里，专案组打电话过来，褚时健听到消息，当场奔溃，在老朋友面前，失声痛哭：“姑娘死了！死在河南，是自杀的。”这是褚时健第一次在人前完全失控。
储映群从小跟着褚时健吃了很多苦头，因为褚时健被打成右派，女儿不到3岁就跟着他们一起在农场受苦，褚时健20年的“右派”生活，加上忙于工作，没给女儿多少关心，储映群家庭也不顺，很早就离了婚。
对于女儿储映群，褚时健心里有很深的愧疚，他前半生坎坷，没条件照顾好女儿，现在女儿竟然先他而去，还是自杀死的。
储映群自杀时，和母亲马静芬在同一个看守所，但马静芬完全不知道，那个长得和自己很像的女儿，已经和自己永别了。
直到两年后，马静芬见到律师马军，才知道这一切。马静芬一直说，“我女儿一定不是自杀的”。
“我对不起姑娘，他一直喊我退休了、退休了。映群自杀了，我对不起姑娘。”褚厂长的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好多年过去，一提起往事，褚时健总是重复：我对不起姑娘……
这是褚时健人生中最脆弱的时刻。白发人送黑发人，自己进监狱，女儿自杀，妻子被囚，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下子从巅峰跌到人生绝望的谷底。
他少年经历了父亲、母亲、兄弟的死，如今老年，该如何面对女儿的死？他的内心彻底奔溃了。人生走到68岁，褚时健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内心在滴血”……
调查组到一个烟田种植村查褚时健的线索，村主任对调查组的人说：“同志，你们这么远过来，我们本该请你们吃饭。但是你们今天是这个意图，我们就不请了。储厂长是好人，你们莫整他。”
经过两年的舆论发酵，褚时健已经成为一个“辜负”党和人民的罪人，是个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褚时健主动交代的。几个香港朋友到他家，看到家里太寒酸，几个人送给他一些钱，接近400万元。自己并没有提供什么利益输送，是朋友间的来往，所以没有拒绝。
贪污罪是私分公司300多万美元，褚时健分174万美元，罗以军和乔发科各68万美元。钱还没有到账，就已经被知晓。
褚时健案在全国引起巨大的轰动，掀起关于国企领导待遇的激烈讨论。
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8年，为国家贡献利税991亿，加上品牌价值400多亿，为国家创造1400多亿贡献的人，17年工资总收入不到80万元，很长时间里，拿的是1千块月薪。
一个为民族工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褚时健一年的收入竟然不如歌星上台唱一首歌！
他出事后，万人请愿，为他鸣不平。有人说，褚时健不能抓，没有他云南至少要落后十年。很多烟农也为褚时健请愿。
褚时健被抓，熟悉他的人，都对他表示极大的同情与谅解，甚至十多位企业家代表联名为褚时健喊冤求情，希望“枪下留人”。
有人说“褚时健错在早生了几年”，因为他进去之后，国企领导的工资进行了调整，他的继任者年薪百万，比他17年的总收入都多。
“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该拿的钱。”褚时健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具争议的人物。
最终，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一直摇头，没有说话。
褚时健进了监狱，每天都有朋友来看他，走的时候悄悄留点钱给他，褚时健也没在意，随手把钱放在书架上。
后来离开监狱时，他把书架上的钱拿过来数了数，竟然将近100万元。想想他的罪名，真的有些讽刺。
—9—
74岁二次创业
84岁东山再起
又成亿万富翁
2001年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保外就医。
自从71岁的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进监狱后，大家就断定：褚时健的一生到此结束，即便不是生命的结束，至少也是事业的结束。
褚时健之前在大营街扶持一些企业，生产烟厂的辅料，大营街因为有褚时健的扶持，很快就富了起来，90年代成为云南第一村。
大营街书记任新民说，当年褚厂长出手相助，让大营街改天换地，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和生活。褚厂长是大营街的恩人。
“以前在烟厂，要报答他的人太多，他也不需要。现在他遇到难处，正是我们表达心意的时候。”
褚时健借了1000多万元，很多工厂的老板都愿意借钱给他，一位褚时健扶持过的老板，不要褚时健的借条：你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当年要不是你帮我们，我们也没这个钱。
褚时健坚持要写借条给他：“帮你们是一回事，这个钱是一定要还的。”
2002年，褚时健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400亩荒山，种起了橙子。
谁也不会想到，在偏僻的哀牢山深处，弯弯曲曲的山路、荒草丛生的野地里，有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如今在这里创业。
2003年，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到哀牢山拜访褚时健。当时到处都是荒山、裸露的红土，新种下的树苗只有膝盖高，王石问他：“这得什么时候才能结果？”褚时健两眼放光：大概六年。
“橙子挂果需要六年，六年之后他80多岁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创业，大谈80多岁以后的事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
王石说“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到了他那个年轻、遇到他那样的挫折，我会怎么样？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褚时健给自己的橙子品牌命名为“云冠牌”，就是至少要做云南的冠军。
褚时健没学过柑橘种植技术，他在山上的房间里堆了一大摞书，这十几年都翻得皱巴巴的，书里全是密密麻麻的批注、笔记。
他不仅看书、还经常到地里观察，了解株距、肥料、日照、土壤和水，几年之后，成了一名柑橘种植专家。
“说起来方法很简单，谁都可以去学，但像我这样认真的人少。”
哀牢山缺水，患有糖尿病的褚时健背着胰岛素袋子，随时准备打点滴，花几个月时间，跋山涉水找水源。
别人买鸡粪，都是直接拎袋子、过秤、交钱，褚时健会倒出鸡粪，蹲在地上，把臭得年轻人都不敢碰的鸡粪，抓在手上捏一捏，看水分多少、是否掺了太多杂质，他快80岁了，眼睛不太好，几乎把鸡粪凑到脸上。
这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亚洲烟王”，再次创业的姿态。
利益共享一直是褚时健做人做事的底层逻辑，把利益问题解决了，农户比自己都要对工作负责。
哀牢山农户的年收入从原来不足2000元，到如今高达10万元。
2013年基地的产量突破1万吨，褚时健除了给作业长增加年终奖，还每人奖励了一套在玉溪150平方米的住房。作业长的年收入，好的超过20万，低的也有十几万。
新平县县长开玩笑说：“你们这里作业长的收入，比我还高嘛。”
2012年，储橙开始进军北京市场，上线5分钟就售出800箱。三天时间，20吨褚橙被一抢而光。
一时间，褚时健种橙子、“褚橙卖到了北京”冲上了热搜。2012年正掀起创业热潮，褚时健74岁开始创业，84岁取得成功的故事，实在太励志了。
2012年褚时健84岁，种橙种了10年，再一次创业成功，成为亿万富翁。
作业长们对褚时健从不屑到心服口服。“我们30多岁，跟他学，做人做事都学，以后做什么事，按储老的态度去做，至少不会饿肚子。”
褚时健一一解决了水源、土地结构、肥料不足、株距过密、橙子口感不好等诸多问题，到2015年，储橙每亩产量达到4～5吨。
在国际上，农业水平较高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橙树亩产最高水平也才3吨。而在云南偏远的哀牢山上，褚时健实现了国际水平的突破。在他的人生中，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玉溪卷烟厂，市场占有率打败英美烟草公司，那时他60多岁；而这一次，他已经87岁。
很多人来到哀牢山，求见褚时健，希望能得到他触到人生低点后的强势反弹力。
74岁高龄创业，而且选择了所有行业里最不被待见的农业。
说到底还是“质量”二字，要有这个能耐，在产品质量上压倒别人。
从74岁到90岁，褚时健用了17年的时间，种出了全中国质量最好、最具品牌价值的橙子。
—10—
人生总有起落
精神终可传承
褚时健的一生，诸多不顺。出生农村家庭，少年贫穷，青年艰苦，中年落魄。
老年被判无期，女儿自杀、妻子被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褚时健当场奔溃，一个人在人生的荒原里痛哭、绝望……
大家都断定褚时健的人生从此结束了，谁知他从命运的绝境里重新站了起来。
74岁高龄创业，“一代烟王”落幕，“一代橙王”重新崛起。
看褚时健的逆袭轨迹：
15岁丧父养家；
23岁母亲病逝；
30岁被打成右派；
51岁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67岁，女儿自杀身亡；
71岁被判无期徒刑；
74岁承包2400亩荒山创业；
84岁，年产量过万吨，又成亿万富翁。
从烟王到囚犯，再从囚犯到“中国橙王”，真正去努力，人生最坏的结果，不过是大器晚成。
我没有庸庸碌碌地生活，十几岁就帮母亲谋生，从那时起，我没有闲下来过，更没有混过日子。
我比较笨，但是我下功夫。别人想一遍，我想五遍，想八遍。很多人不愿意干的事，我认准了也要去干。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但我一直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我的人生从来不服输。
无论做什么，把它的本质想清楚。只要认定了的事，只想赢，不想输。
如果只顾自己当官，不能把企业搞好，不是好的企业家。只要有意义的事，我撞倒南墙再说。
执掌玉溪卷烟厂18年，为国家贡献利税超过1400亿。玉溪卷烟厂巅峰时期，一年利税接近300亿，相当于400多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这哪里是卷烟厂，分明就是印钞机。
褚时健种橙子，用的也是原来烟厂的打法：注重技术，利益共享。
褚老后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和冠心病，自己走不动，要人扶着才能到地里工作。
王石说：“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每次我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取经的。
他一年创造300亿利税的时候，万科的经营规模才30亿，差距非常大；去年我们才缴了300亿元的税，20年钱储厂长就达到这个数字了，而且还是20年前的300亿。”
王石拜访褚时健
就在大家都认为褚时健的人生结束了，即使出狱，也是原离人群、了此残生的时候，他二次创业，再创辉煌。
所谓英雄本色，就是一个男人失意落魄时，通过努力找回自己的尊严。
褚时健和王石说：“你还登过珠穆朗玛峰。”王石说：“我登珠峰没有褚橙那么励志，您这座山更难登！”
王石带队的一批企业家拜访褚时健，86岁的褚时健和企业家们分享：我感觉自己搞不动了，两条腿不行了，心脏、血管都不行了。
可我心里还老想着，现在是1万吨果子，过个三五年我要搞到五六万吨。我希望再有十年时间，让我把这些都给办了。”现场的企业家听了倍受鼓舞。
有的人的一生，一眼就看到了尽头；而有的人的一生，像一座连绵不绝的大山，永远都在翻山越岭，仿佛看不到生命的尽头。
褚时健的一生，就是后者。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对自己负责。人不光要承受苦难，还要有战胜苦难的勇气。”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
90年代，褚时健60出头掌管玉溪卷烟厂，记者曾问他退休的事，褚时健说：“人生六十才开始”。
2019年3月，在哀牢山上辛苦劳作了17年、奋斗了一生的褚时健，病逝于玉溪人民医院。
有一首纪念褚老的诗，写得非常好：
是非成败转头空，荣辱沉浮皆从容。
孤身仙去何须恸，万亩储橙别样红。
褚时健一生打造的最有影响力的产品，不是烟、也不是橙，而是褚时健。
山高人为峰，路远脚更长。
一个年轻的女白领从北京到哀牢山，守了三天三夜，求见褚时健一面，她创业两年，做不下去了，想向褚时健请教“成功的秘诀”。
褚时健对她说：“你才干了两年就叫苦了？我八十多岁还在山上摸爬滚打，做了十年才做出一个品牌，你想一昼夜就发财？”
王石说“储老70多岁种橙子，开辟另一个新事业，我准备70多岁到戈壁滩上种庄稼。”
褚时健接过话头：“种什么都行，人有希望就好！”
万物之中，希望至美。尝遍世间冷暖，依然相信人间值得！
有人问褚时健：“储老，您希望留给自己的墓志铭是什么？”
褚老缓慢而坚定地回答了五个字：褚时健，属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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