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点，一位形色憔悴的中年人驱车来到位于中环的文华东方酒店。这位中年人不是别人，正是香港巨星张国荣。他是该酒店24楼健身中心的会员，每次都会按时来锻炼。2小时41分后，他从健身中心外的露台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各大媒体紧急插播这条新闻的时候，香港市民一度错愕：“张国荣？怎么可能？”
1、两个版本遗书
张国荣骤然离世后，警方从他身上发现了一封遗书。
不久，台湾媒体和香港媒体分别刊发了这封遗书里的内容，但两者差距非常大：
认识一位20多岁的青年，在他与“唐唐”间不知道如何选择才好，十分困扰，所以要自杀。——台湾媒体
Depression。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这一年来好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唐，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香港媒体
由这两份遗书内容，媒体还原出张国荣离世当天发生的两个版本故事：一个是“情困说”，另一个是“抑郁说”。
“情困说”来自台湾《中国时报》：
张国荣应新男友之约，于一日下午四时先到文华酒店四楼餐厅等候。未几，张的男友应约到场，却意外地携同另一名男子赴约，声称该男子是其新男友，并为新男友而向张国荣提出分手。张感到气愤，与两人发生激烈争执，张国荣情绪激动，夺门而去。
目击者称，张独自跑上酒店健身室，在该处徘徊逾一小时，疑在该处写下遗书。至六时许，他被发现从二十四楼健身室越窗跳楼，先直接撞到楼下巴士下客区的檐篷，再跌落行人道边花槽，压毁两呎围栏后才坠地。
“抑郁说”来自张国荣的家人、伴侣以及经纪人：
4月1日中午12点，张国荣告诉唐鹤德，他约了一个朋友（陈淑芬）喝茶，然后一个人开车外出。下午2点多钟，唐让司机给张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拿衣服。5点多，唐亲自打电话给张，问他晚上七点钟一起打球好不好，张一口答应。然后唐接到陈打来的电话，她说她与张约好一起喝茶，但张迟迟未到酒店，她觉得张好像“有问题”。
下午6点多，陈给张打电话，问他到哪里了，得到的回答是：“你到酒店门外等我，很快便会见到我。”陈在酒店门外等了约5分钟后，张从24楼跳下。
唐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张患了抑郁症；陈的说法也佐证了张饱受抑郁症困扰的事实：“我知道Leslie不想自杀的，是那声音不断在催命。他告诉我常听到一个声音叫他：跳下去！跳下去！”
由于“情困说”缺少事实依据，所以目前被大众广为接受的就是“抑郁说”。
那么，如大家姐张绿萍所说，自认为“我有钱，又有那么多人爱惜我，我又那么开心”的张国荣，为何会抑郁呢？
2、童年经历
先从他的家庭环境说起。
张国荣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人称“Tailor King”的张活海，其所制服装颇受影视行业人士的青睐，导演希区柯克、演员马龙·白兰度、威廉·霍尔登等人曾专程光顾。
这里需要对张活海的出身做一点澄清。
关于张活海，网上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说法：
张家曾是广东一带的名门望族，张活海父亲曾是广东省最大的地主。张活海当年不信任港英政府，把钱放在了内地，结果文革时候张国荣爷爷被杀，资产全部没收，张家因此中落。
听起来有鼻子有眼，但却是空穴来风。真正可靠的资料，是1963年记者Frederic Kaplan的一篇报道《A MAN WHO WIELDS THE TAPE MEASURE》，其中提到“张活海在广州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中学毕业后，他去了厦门做裁缝学徒，然后又到上海工作。在他18岁的时候，独立缝制了职业生涯里的第一套西服。”
20世纪30年代，张活海来到香港，白手起家在皇后戏院大厦创办了一家洋服店铺，取名“西服家张活海”。凭借勤恳的劳作和灵活的经商头脑，张活海名气日增，积累了不少家财。
4、张国荣也要熬十年
香港娱乐圈有一句名言，叫“张国荣也要熬十年”。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无论谁走进这个圈子，都需要适应环境遵守规则；二是无论你多么优秀，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才有可能出头。
艺人的收入和地位是与名气成正比的，在没有成名之前，学会适应环境至关重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张国荣来说不算难事。
有一次，“丽的”安排张国荣去BangBang服装店（赞助商）拿衣服穿，并告诉他对方的脸色可能会不太好看。张国荣初入娱乐圈不懂行情，于是满口答应。
到地方才发现，新人是没有资格穿新款的，只能穿季末清仓款或滞销款，而且想拿到这些积压货，也得看店长的脸色：明明店里没客人，店员互摆龙门阵，却偏要说自己很忙，让他等45分钟后再来取。
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当做笑话讲给朋友听，朋友一脸不屑：你可以不要嘛！张国荣反问：干嘛不要？要知道当时他在“丽的”的月工资是1000元，除去房租500元和寄给妈妈的200元，每月只剩下300元可以自由支配。
赌气任性的结果，就是喝西北风。在面子和肚子之间，张国荣选择了后者。
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丽的”的第九个月，他收到了另一家电视台的挖角邀请，然后“丽的”闻声为他涨薪至每月2950元。涨薪之后，张国荣马上换了一间月租金1000元的房子居住。
其实，比起在演艺方面的失败，衣食住行方面遭受的冷遇只是毛毛雨。
签约“丽的”之后，张国荣曾被一位知名制片人邀约拍电影，对方告诉他，这是一部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搞笑影片，女主角是黄杏秀（陈百祥老婆），而他则出演男一号。出道就能演男一号，这让张国荣喜出望外，片酬6500元，也是他进入娱乐圈以来酬劳最高的工作。于是，他马上应允，跟对方签订了合同。
可进组几天后，张国荣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原来导演在这部所谓的搞笑影片中加入了大量的情欲戏，但他没有退出，因为对方有黑社会背景，稍不如意就会遭致殴打。
由于尺度过大，这部电影后来被禁。这次不愉快的从影经历，让张国荣意识到，以后接戏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比这更令人心碎的，是被观众拆台。
1980年，正在拍清宫戏《大内群英续集》的张国荣，被“丽的”派到一个大型演出做帮演。张国荣的舞台造型一向前卫，这次由于头发被剧组剃光，他在表演的时候身着西装，头戴海军帽。结果一出场就被观众起哄，嘘声一片。
当时他还没有hit song（红极一时的歌曲），于是唱了一首别人的快歌，唱到嗨处他脱掉帽子扔向观众，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伴随着又一阵嘘声，帽子被观众扔回到台上，场面尴尬至极。
华星唱片是TVB的子公司，拥有很多日本歌曲的版权，张国荣的成名曲《风继续吹》和《Monica》就分别改编自日本歌手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和吉村坊子的《Monica》。可以说，华星唱片算得上是张国荣的伯乐。
1984年，张国荣凭借《Monica》风靡香港，同时揽获了年度劲歌金曲奖和中文金曲奖，一跃成为乐坛新星，但与此同时，他面前也出现了一位避不开的男歌手——谭咏麟。
自1984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创办以来，谭咏麟始终榜上有名，除第一届上榜一首外，第二、三届均上榜三首，且从第二届设置最佳男歌手和金曲金奖之后，谭咏麟也连续两次包揽该奖项，风头之盛无可匹敌。同时，他也是中文金曲奖的常客，从1981年开始，连续7年拿奖。
一位是乐坛新星，一位是乐坛天王，两者之间自然免不了有一番较量，并由此诞生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香港乐坛独特的“谭张争霸”局面。
转折点发生在1986年。跟大多数奖项一样，劲歌金曲主办方会提前告知获奖歌手及获奖曲目，以便让对方做好准备。这一年，谭咏麟本应上榜三首金曲，但由于他人在澳洲，无法出席颁奖礼，所以被拿掉一首金曲，且无缘金曲金奖的评选，由张国荣的歌曲补位。一进一出，谭咏麟失了一首金曲，而张国荣增了一首金曲，还拿到了当年的金曲金奖。
这种调整引起了谭咏麟歌迷的强烈不满。张国荣刚上台就听到嘘声一片，“给人嘘得像狗一样，嘘回到后台”（张国荣原话），而且对方还口出污言秽语，弄得他很没面子。张国荣的歌迷见状当然不依，于是就开始反击，双方你来我往，现场一片混乱。
《阿飞正传》和《霸王别姬》的成功为张国荣带来了世界级的影响力，让他拥有改变周围环境的能力和话语权，他不再需要逢迎别人的评价，但同时他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位终极对手：他自己。
在参加《今夜不设防》节目时，张国荣说了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张国荣，站在台上是表演的保证。这句话不单是一个口号，事实上他一直在用努力增加“张国荣”的含金量。
1987年，从华星唱片转投到新艺宝唱片之后，张国荣有这样一番心理变化：
转投新唱片公司之后，好象接受另一个新挑战般，令人斗志增加，连带心情也去到另一个新境界，也不知怎样形容，总之是好多于坏。
事实上在这几个月来，我的心理压力增加不少，一方面工作忙碌令我透不过气，加上自己好胜心强，不希望转了公司之后，给人感觉水准不及以前，所以我更要加把劲。
当张国荣变得越来越强大时，他的对手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超越。
随着《金枝玉叶》《东邪西毒》《新上海滩》《春光乍泄》《流星语》等一系列口碑佳作问世，张国荣转到幕后做导演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觉得导演是一部电影里最重要的角色：演员可以感受别人的命运，而导演决定他们的命运。
从影二十余年，参与拍摄70余部影视作品的经历，让张国荣对电影剪辑和后期制作了如指掌，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导演，并对拍摄优秀的电影抱有很高的期待。
其实，做导演的想法早在1989年就已经在张国荣心中酝酿。
当年在做客电视节目《周末诸色会社》时，主持人问他，你现在在乐坛这么成功，以后会不会去拍戏？张国荣一脸兴奋，回答说：“其实我今年的最新计划，就是想做导演，现在其实就是叫自己的好朋友在写剧本，希望在今年尾或明年初能实现这个愿望。电影公司方面很希望我连演员也一起做，但我就很想一心一意只做幕后的事。”
但不知为何，这个想法迟迟没能落实。直到2000年，他才在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的邀请下，初执导筒，拍了一部禁烟公益短片《烟飞烟灭》。这是一部由张国荣自编自导自演的片子，他亲昵地称之为“我第一个baby”。长时间积累的素材和拍摄知识，让他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这部时长36分钟的导演处女作，前后历时仅五天半。
第一次见到片头字幕“张国荣作品”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眼泛泪花。
2002年初，张国荣做好了各种准备，开始正式实施他的电影拍摄计划。片名还没定，他就物色好了主要演职人员：美指是区丁平，剪接是张叔平，服装是日本的和田惠美，音乐是Michael Galazzo，摄影是台湾的李屏宾，剧本是何冀平…香港演员只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是肥肥沈殿霞。
唯一令他觉得不完美的是，投资者不是香港人，而是日本人和内地人。他说：
香港某投资者跟我坐下来谈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不外是一盘生意罢了’。我不是在谈一盘生意，我要拍一部好片子。我张国荣为香港歌影坛贡献了那么多，得过那么多的荣誉，为港争光，为什么他们不支持我一下？真的很遗憾。如果我第一部导演的片子是香港人投资的是多么理想呢。
香港电影人林超荣问他，你拉投资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自己投资呢？他回答说：“不可以这样的，意义不同的，我要有真心赏识我导演才华的投资者。”
然而，这部名为《偷心》的电影因内地投资人深陷囵圄，最终没能成形。这个一生在事业上追求完美的男人，被命运开了一个潦草的玩笑。
《偷心》的流产对张国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也成为压倒他生命的最后一棵稻草。唐鹤德说，2002年11月他曾试图自杀，但没能成功。5个月后，他再次选择轻生，这一次他卸下了身上所有重担。
没有人知道张国荣从露台跳下前在想些什么，但从现场的遗书内容来看，他的心态可能与1989年举办“告别乐坛演唱会”时的心态很像：“反正那个时候是巅峰期，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告别，是会让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会记得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