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过去了。新一线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当我们决定再次为中国城市排名，其实是在解答这两个问题。
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首次提出了“新一线”城市的概念，“行政级别和GDP并不能恰当地反映城市的商业魅力和经济增长潜力”。我们走访了285家大公司，用访谈和问卷的方式考察了它们与不同城市的连接程度，用类似Google搜索的PageRank的思路为中国城市分级。
变的东西似乎很多。2013年，许多城市还没有万达广场，PM2.5刚成为常识，“爆买”这个词还没诞生。但现在，这些事物我们似乎已经习惯。
2013年，我们预言15个城市将成为新的一线城市，目的是告诉公司：是时候到这些城市去了。而现在，这句话已经失去价值了，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做。
如果考察星巴克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历年开店数量，你会发现，它在一线城市都会先经历3到5年——有时甚至更长——的缓慢增长期，这时它主要在整个市区分散布局，然后突然开始爆发，增加在中心城区的开店密度。大概是在2010年，上海、北京开始进入“转角又遇星巴克”的阶段。而新一线城市中的领先者，比如成都、杭州，如今正在经历这个爆发过程。
我们在过去3年撰写了49篇大公司新一线报告，涵盖酒店、零售、制造业、电影、汽车等行业。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变化，大公司不再说“新一线很重要，我们要进入”，它们的逻辑变成了：我们不仅要去新一线，而且要把那里当做一线城市经营。
这种区别，对单个公司来说只是经营策略的正常延续，但从城市的角度观察，那就意味着新一线城市的优势将更明显。在我们与公司的交谈中，成都、杭州、武汉在商业策略中的地位越来越接近北上广深。
因为一切都变了——城市变了，公司变了，公司人变了。这也是我们选择大量互联网平台数据的原因。这些公司正在改变中国的城市生活，因而它们本身也能反映和代表更多。
在2015年的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中，我们首次使用了9家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数据让我们把之前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获得的判断和推测落到了实处。这让我们有信心，用完整、直观和具有指向性的数据来评估城市。
此次我们针对338个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收集了160个品牌的门店分布和14家互联网公司的用户数据，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5个维度，重新评估了中国城市的商业魅力。
其中，前两个指标更多关心的是公司与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里包含了消费类品牌、摩天大楼和人口等数据，它大致描述了一个城市有多“大”。规模仍然是评估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指标。
城市枢纽性描述的是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它类似于高嘉礼所说的辐射力。在中国，不少新一线城市都是一个商业资源的“枢纽站”，它承接一线城市的资源，同时拥有广阔的腹地市场。
另外3个指标则聚焦在人上。城市人活跃度的数据是最庞杂的，包括了交通、移动设备和职场的活跃度数据。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城市，它的市民应该是“不安分”的。闻一龙和他的同事多少可以代表这种状态。
生活方式多样性测量的是一个城市有多好玩。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好”，意味着顾客群的质量更高，这显然是大公司更优的市场选择。
未来可塑性勾勒的则是城市的潜力。当然，年轻人是永远的主题，我们选择了一些有趣而极具指向性的数据，来描述这个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最终，依照这5个维度平均加权计算后，我们评出了新的中国城市分级榜单。
如果参与到所有指标计算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线城市地位依然不可动摇。而15个新一线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武汉、天津、南京、重庆、西安、长沙、青岛、沈阳、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无锡。
这份信息量颇大的排名有太多值得解读的结果。相比2013年的榜单，苏州和宁波新晋入榜，福州和济南则降为二线城市。北京、上海依然是遥遥领先的超级城市，而成都、杭州、武汉正在迅速接近“第一集团”。
这对城市来说不啻为一个提醒。一线城市的数量是有限的。迪卡侬在成都的故事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好的城市会越变越好。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节点掉队，失去公司和公司人的青睐，可能就难以扳回了。对于在二线城市中仍然靠后的省会或“重点城市”，以及正被追赶的一线城市来说，时间不多了。
闻一龙评价说，这两年他对杭州的了解超过了当初的18年。“过去对故乡的印象不过是家人、亲戚、学校周边的建筑。现在我知道了杭州的政府、公司经营者、普通职员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们有太多不同，但有一点完全一样：他们都想变得更好。”
一切都变了，但有一点没变——在中国的城市里，聚集了数以亿计想要变得更好的人。也是这一点，让人对中国的城市充满希望。
中国城市分级完整名单（包含338个城市）
一线城市（4个）
北京市 上海市 广州市 深圳市
新一线城市（15个）
成都市 杭州市 武汉市 天津市 南京市 重庆市 西安市 长沙市 青岛市 沈阳市 大连市 厦门市 苏州市 宁波市 无锡市
二线城市（30个）
福州市 合肥市 郑州市 哈尔滨市 佛山市 济南市 东莞市 昆明市 太原市 南昌市 南宁市 温州市 石家庄市 长春市 泉州市 贵阳市 常州市 珠海市 金华市 烟台市 海口市 惠州市 乌鲁木齐市 徐州市 嘉兴市 潍坊市 洛阳市 南通市 扬州市汕头市
三线城市（70个）
兰州市 桂林市 三亚市 呼和浩特市 绍兴市 泰州市 银川市 中山市 保定市 西宁市 芜湖市 赣州市 绵阳市 漳州市 莆田市 威海市 邯郸市 临沂市 唐山市 台州市 宜昌市 湖州市 包头市 济宁市 盐城市 鞍山市 廊坊市 衡阳市 秦皇岛市 吉林市 大庆市 淮安市 丽江市 揭阳市 荆州市 连云港市 张家口市 遵义市 上饶市 龙岩市 衢州市 赤峰市 湛江市 运城市 鄂尔多斯市 岳阳市 安阳市 株洲市 镇江市 淄博市 郴州市 南平市 齐齐哈尔市 常德市 柳州市 咸阳市 南充市 泸州市 蚌埠市 邢台市 舟山市 宝鸡市 德阳市 抚顺市 宜宾市 宜春市 怀化市 榆林市 梅州市 呼伦贝尔市
四线城市（90个）
临汾市 南阳市 新乡市 肇庆市 丹东市 德州市 菏泽市 江门市 黄山市 渭南市 营口市 娄底市 九江市 永州市 邵阳市 清远市 大同市 枣庄市 北海市 丽水市 孝感市 沧州市 马鞍山市 聊城市 三明市 开封市 锦州市 汉中市 商丘市 泰安市 通辽市 牡丹江市 曲靖市 东营市 韶关市 拉萨市 襄阳市 湘潭市 盘锦市 驻马店市 酒泉市 安庆市 宁德市 四平市 晋中市 滁州市 衡水市 佳木斯市 茂名市 十堰市 宿迁市 潮州市 承德市 葫芦岛市 黄冈市 本溪市 绥化市 萍乡市 许昌市 日照市 铁岭市 大理白族自治州 淮南市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咸宁市 信阳市 吕梁市 辽阳市 朝阳市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达州市 益阳市 平顶山市 六安市 延安市 梧州市 白山市 阜阳市 铜陵市 河源市 玉溪市 黄石市 通化市 百色市 乐山市 抚州市 钦州市 阳江市 池州市 广元市 五线城市
五线城市（129个）
滨州市 阳泉市 周口市 遂宁市 吉安市 长治市 铜仁市 鹤岗市 攀枝花市 昭通市 云浮市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焦作市 凉山彝族自治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广安市 新余市 锡林郭勒盟 宣城市 兴安盟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眉山市 巴彦淖尔市 双鸭山市 景德镇市 鸡西市 三门峡市 宿州市 汕尾市 阜新市 张掖市 玉林市 乌兰察布市 鹰潭市 黑河市 伊春市 贵港市 漯河市 晋城市 克拉玛依市 随州市 保山市 濮阳市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嘉峪关市 六盘水市 乌海市 自贡市 松原市 内江市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鹤壁市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安顺市 资阳市 鄂州市 忻州市 荆门市 淮北市 毕节市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防城港市 天水市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石嘴山市 安康市 亳州市 昌吉回族自治州 普洱市 楚雄彝族自治州 白城市 贺州市 哈密市 来宾市 庆阳市 河池市 张家界市 雅安市 辽源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朔州市 临沧市 白银市 塔城地区 莱芜市 迪庆藏族自治州 喀什地区 甘孜藏族自治州 阿克苏地区 武威市 巴中市 平凉市 商洛市 七台河市 金昌市 中卫市 阿勒泰地区 铜川市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吴忠市 固原市 吐鲁番市 阿拉善盟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定西市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陇南市 大兴安岭地区 崇左市 日喀则市 临夏回族自治州 林芝市 海东市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和田地区 昌都市 儋州市 甘南藏族自治州 山南市 海南藏族自治州 海北藏族自治州 玉树藏族自治州 阿里地区 那曲地区 黄南藏族自治州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果洛藏族自治州 三沙市
A商业资源集聚度
城市的本义就是聚集，聚集产生连接，创新由此诞生。
商业资源集聚度是2013年我们提出“新一线”概念的本源。它来源于Google搜索的原理PageRank——越多的链接指向某个网页，它的重要性就越强，就越应该被放在前排。同样，越多的商业公司进入了一个城市，说明这个城市越重要，然后就会有更多的公司进入这个城市。
这次我们投入了更多去挖掘相关数据——160个商业品牌在各个城市的门店数、餐厅和影院数量、超高层建筑数量以及最基础的城市GDP和常住人口数据。
通常在描述一个城市有多大时，GDP和常住人口数据是被用得最多的。但我们赋予了商业数据更大的权重——它们能更直观地描述一个城市真正的容量。
一个城市所拥有的餐厅、便利店、商业综合体、摩天大楼，这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实体，而且它们是自然生长的。如果有10家店开在同一条街道，证明这个街道有利可图。延伸到城市也是如此。
公司总是倾向于进入一个已经被证明有需求的市场。当一家地产公司决定开发新项目，或是一个服装品牌为旗舰店选址时，这些精细的数据更能帮助它们决策。
“成都和杭州的消费者与北京、上海的不属于同一种类型，但是在能力和档次上是相似的。”为一些外资品牌进入中国提供咨询的SmithStreet公司的咨询经理戴清清说。
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进化也将遵循马太效应——大城市会越来越大——我们没有使用地理面积来衡量城市的大小，而是引入了超高层建筑数量的数据。
当代的城市应该是立体的，摩天大楼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个城市的容积、效率和发达程度，它是一种更高级的城市形态。一座好的摩天大楼甚至就是个小城市——全球第二高楼上海中心在建造之初就如此标榜自己。“如果城市不能向高空扩展，它就得向周围扩展，而土地是有限的。”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写道。
B城市枢纽性
一座城市的辐射能力越来越被看重。大城市给周边城市带去的是商品、资金、人才、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这种辐射可以是通过高速公路、高铁和航线，也可以通过网络或人与人的交流。
从数据的角度看，一个城市的“辐射量”是很难计算的。但是我们可以测量这个城市向周边的辐射是否容易，也就是所谓的“枢纽性”。在这一维度中，我们分析了航空和铁路客运数据，物流的通达性，以及商业门店的区域占比等数据。你可以发现，这些数据兼顾了质和量，也涵盖交通、商业和物流等涉及城际沟通的领域。
显然，枢纽性与集聚度之间关系紧密。你可以尝试将枢纽性与集聚度的排名两相比较。一个真正的大城市，辐射和集聚会互相促进。经济学者陆铭在《空间的力量》一书中提出，如果要形成一个都市圈，那么它的中心城市应该在吸纳资源的同时，也将资源辐射出去。根据陆铭的研究，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在这方面更健康。这并不奇怪，港口城市总是更容易孕育都市圈，它的集聚度与枢纽性都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约束的。一个与周围城市交流便利的中心城市，可以与周边城市产生“1+12”的效果。
“我们为轻奢品牌做调研时，会去看一个城市的‘邻居’怎么样，比如周边的县级市。这也是为什么除了上海、北京，我们经常为公司推荐成都的原因——它有足够好的辐射性。”SmithStreet公司的咨询经理戴清清说。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都、重庆、西安、武汉这些中西部城市在这个维度中表现出色。它们在各自区域优势明显，又是枢纽城市，承担着与周边城市及其他区域乃至全球的大城市连接的责任。这种枢纽优势一旦建立很难被撼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集聚度一起，组成了一个城市的禀赋。
而要让这种禀赋完全发挥出来，除了更加自由、开放的商业体系，让城市里的人变得更好同样重要，这也是我们之后3个维度所讨论的故事。
C城市人活跃度
在大城市的宣传片里，你肯定见过被加速成一条条光带的城市车流，它往往被用来展现一个城市的活力。但这可能只是表象——让这些汽车变成光带的，是里面的人。
“快乐的城市是液态的。”我们曾下过这样一个判断。它的意思是，城市里的元素应该不停流动。这大概就是城市人活跃度这一维度想要表达的观念。它的指标会显得有些分散：滴滴出行的渗透率、移动设备的活跃度、地铁的通达度、京东的订单指数和领英（LinkedIn）的活跃用户。
这几个指标涵盖了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我们希望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展示一个活跃着的城市的状态。那里的人们总是在移动、交谈，总是在寻求改变。
中国内地已开通地铁的城市有23个，这里主要考量它们的地铁运营时长，这大概等同于一个城市醒着的时间。同理，来自TalkingData的移动设备活跃数据，也就是人们的手机处于使用状态的比例，也是为了分析这种苏醒状态。
地铁是最准时、最有效的交通方式，因而完善的地铁网络成了城市吸引年轻人的必要条件。与此类似，减少出行中等待时间的叫车软件和更便捷的电商购买渠道，也是大城市中追求效率的年轻人更偏爱的工具。
有必要解释一下领英的数据。一个活跃的领英用户通常每月都会更新自己的简历，或是结交新的人脉。这群人被认为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提升有更高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不安分的人。我们喜欢这个具有强烈指向性的数据，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向上的状态。一个城市有多“不安分”，这是我们想要用这一维度描述的状态。
杭州是这一维度中排名最靠前的新一线城市，得分甚至超过上海。与北京类似，杭州聚集了很多不安分的人。过去，人们更多想要去杭州过一种休闲的生活，现在你会更经常地听到年轻人想去这座城市开始一段充满挑战的生活。
而对于公司来说，苏醒与不安分的人群意味着机会。毕竟，人们只有醒着的时候才花钱。
D生活方式多样性
在去年的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中，我们使用了大量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来定义适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维度延续了这一思路。
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好”，或者说更“好玩”，往往意味着客群的质量更高，这显然是对大公司有吸引力的。厦门在这一维度里排名第一，这是一个符合常识的结论。如果你到厦门去，就会理解这个城市确实适合吃喝玩乐。
我们在这个维度中整合了来自滴滴出行、去哪儿、咕咚运动、时光网、优酷、淘宝等互联网平台的用户数据，也加上了部分线下实体门店的数据。
与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不同，我们测量的不是各个指标的绝对数量，而是各种生活方式的类型是否丰富。对于个人来说，我们也并不提倡每个人都要尝试各种休闲方式，但是好的城市应该具备足够的选择余地，并且能让人们较容易地找到同好。
上海、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在这份榜单中没有领先的一个原因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客观上抑制了多样性。我们曾经报道过独立音乐在大城市的困境，因为房租、乐队外流等原因，不少live house正在关门。它们逐渐挪到了类似厦门或者郑州这样更容易生存的城市。
对于新一线，甚至规模更小的城市来说，这是个好机会。这些城市里的年轻人还未被定型，还在尝试多种可能性。人们经常会谈论纽约的布鲁克林，或者东京的吉祥寺，那里远离繁华中心，但生活成本更低，更受年轻人欢迎，因此孕育了不少创意文化。
而整个柏林可能都是这样的氛围，相比德国其他大城市，柏林并不算最发达，整个城市也没有被商铺塞满，但这反而给年轻人留出了空间。如果一整个城市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它应该珍惜，在走向繁华的过程中小心保护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有助于形成“气质”“魅力”这种不太好言说的优势，这将帮助城市获得不一般的商业地位。
E未来可塑性
让我们来谈论下年轻人到底为什么重要。对城市而言，年轻人可不是一群二十年后要变成主管、经理或专家的人，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未来的不确定，也就是所谓的可塑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最后一个维度里使用了一些也许不全面、但十分有指向性的数据来描绘一个城市的潜力：高校数量、36氪创业指数、知乎活跃度、nice标签数、领英活跃度、消费性格和空气质量。它们可以反映一个城市对充满可塑性的年轻人有多大吸引力。
大学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它可能是一些新一线城市吸引年轻人的最大砝码。而36氪的数据关注的是创业公司。也许几百家创业公司产生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一家汽车工厂，但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愿意进入创业公司的人——他们可能是最渴望改善自我的一群人。当然，创业公司对于一座城市的价值也未必没有想象空间，看看阿里巴巴就知道了。
消费性格是一个简单而有趣的数据，我们选取了一些消费数据模拟了该城市的周均消费，以此除以城市的周均可支配收入。这个结果得出的比值越大，我们就认为这个城市的人更愿意提前消费。提前消费的欲望，大致可以解释为对好商品的向往。这意味着这个城市的消费升级将会更快，对新品牌、新事物的接受也会更快。
新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三线城市都在消费潜力的维度中排名靠前。这对公司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它们津津乐道的渠道下沉似乎更可能成功了。
在衡量年轻人聚集度时，我们用了知乎和nice的用户数据。问答社区知乎聚集了一批喜爱分享见解和知识的年轻人，而另一些追逐潮流的年轻人在nice上用给图片贴标签的方式来标记喜爱的事物，或是逗趣和吐槽。
这两个平台指向的，不是所有年轻人，而是那些爱分享、活泼好动的年轻人，他们的魅力正是在于不可预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