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一书在京发布。在该书平均房价全国排名指标中，北京雄居第一，上海紧随其后，深圳排名第三，广州排名第七。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以所有地级以上城市作为比较对象，即将直辖市、省会及自治区首府、计划单列市和其他地级城市作为对象城市。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以环境（49个指标）、社会（39个指标）、经济（45个指标）合计133个指标构成。通过这些指标，对城市进行排名，得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前20位城市排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排名显示，北京夺冠，上海和深圳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从环境排名看，深圳荣登榜首，宁德和呼伦贝尔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从社会排名看，北京荣登榜首，上海和天津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从经济排名看，上海荣登榜首，北京和深圳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位列榜首的北京市，经济排名为第2，社会排名第1，环境排名则屈居第23位。被环境拖了大后腿的北京仍能排在第1，除了得益于经济体量大、品质较优之外，更得益于其在社会大项指标表现远超其他城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其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的数量非其它城市可比拟，导致其在生活品质、传承与交流两个中项排名中都位列全国之首。
上海虽为亚军，实与北京不相上下。其经济排名为全国第1位，社会排名第2位，环境排名第5位（环境大项中的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两个中项则排在全国城市的第64和第24位）。上海经济和环境大项的排名都超过北京而屈居次席，原因在于与北京相比，上海在传承与交流方面有相当的差距，在生活品质方面也排在北京之后。
深圳后来居上，超过广州而成为全国城市发展综合排名的季军，改“北上广”为“北上深”。其经济和社会大项分别居于第3位和第11位，而环境大项位列第1位，其中贡献最大的空间结构中项排名第3位，其次是环境质量中项排名位列第10位。
综合排名紧接深圳位居第4位的广州，经济、社会、环境大项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第11位。
作为该报告的主要研发者和编制者，东京大学教授周牧之表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排位靠前城市的“空间”固然是相对“均衡”的，但“空间失衡”问题在大部分城市中仍普通存在，有的还很严重。即使是排列靠前城市，也还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空间失衡问题。如北京的环境排名就比较靠后，而作为新兴城市的深圳，其社会大项中的“社会治理”指标，在295个城市中只排第113位。
周牧之介绍，与单纯鼓励GDP等“硬指标”不同，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倡导的是发展品质。以环境、社会、经济三大板块构成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力图从更加广义的视角阐释“绿色”。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导入DID（人口密集地区）概念，借助卫星遥感等高科技，尝试对中国城市，以及城镇化进行更加准确的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城市一方面存在与其基础设施水平和管理能力相比，DID人口密度偏高的“局部过密”现象；另一方面，又存在DID人口比率偏低，城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问题。这一结构性矛盾正是造成中国城市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生活不便、服务业经济欠发达等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
周牧之希望《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能够帮助中国城市提高把握现状的能力，提高学习先进经验和理念的能力，提高制定发展战略和规划的能力，从而提高中国城市力。什么是城市力？周牧之认为是城市的魅力、活力、开放度和柔韧性的综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很赞同这项研究得出的核心认识：当下中国城市、包括特大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可以通过“适度加密”的取向来谋求解决之道。周其仁指出，中国城镇化到了一个转折点，单纯服务扩张城市规模的大拆大建、甚至强征强拆都难以为继，城镇化下一程，非转不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岳辰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认为，在评价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只凭主观感受或某个切身痛点来评价，而是要用综合的、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力图从经济、社会、环境三维角度看待城市发展，这样的综合评价指标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一书封面。
据了解，该书由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和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领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东京大学教授横山桢德特任等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该书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是我国首次尝试并发布的集权威性、综合性、可操作性为一体的城市发展评价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