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美国大选如火如荼之际，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中产阶级。他当时认为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乃至全球的中产阶级的衰落。福山认为，如果中产阶级不复存在，自由民主主义便将失去基石。当时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都提出口号，要“拯救中产阶级”。四年过去了，按照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说法，中产阶级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群愤怒而失望的人也借由风起云涌的社交媒体和手中的选票，让傲慢的精英阶层见识了一场代议制民主的魔兽变异。
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否在没落？他们的境况怎样？看一组数字。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新近发布的报告，就人口数量和收入而言，2015年初，美国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人口总共为1.213亿，超过了1.208亿的中产阶级人口规模。这是40多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2015年中产阶级占美国总成年人口的比例只有50%，远低于1971年的61%。又据美国商务部此前发布的《美国中产阶级》报告，一方面很多美国人现在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变得困难。报告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衡量标准是子女教育充足的费用、享有优越的居住环境以及对未来医疗费增加的安排。另一个研究显示：从1820年到1913年，全球中产阶级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从1.8%升至13.2%；1950年到1980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从23.5%扩大为32.2%；1990年到2006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从34.2%升至50.2%。
上述这些数字大约会让人有两种反应：一是查看自己算不算中产阶层，或者算不算正在没落的中产；二是感觉社会学家们的观点有些混乱。不管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在看，中产到底是增加了还是衰败了？
先说什么是中产阶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将社会划为富裕阶级、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三大群体。按他的定义，在一个社会中既不算富裕阶级也不算贫困阶级的，就是中产阶层。亚里士多德同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富人和穷人居多，而中产阶级不够壮大，这个社会就很不稳定，很容易出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白领》一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进步如同机器生产一样，制造了一个有技术、知识、富裕的中产阶层，显示了社会的繁荣，但是如果今后产业机构发生调整和转移，就会导致“中产阶级的衰败”。半个多世纪过去，米尔斯的警告似乎正在应验。
观察今天的中产阶级，数量固然是一个指标，质量更是要紧。尽管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一直是媒体指评社会和政府的常用观点，由于人类的财富不断增长，在不发生大规模灾难和战争的情况下，中产数量的增加是大概率，中产阶层生活和工作质量如何保持并提高，是关乎政府信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现在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传出的“中产没落”，更多情况下是中产阶级的质量相对下滑，有的是绝对下降，跌出了中产阶层。
中产没落原因是什么？我们以美国为例。根据统计，富人更富、中产萎缩的情况确实存在。比较确定的原因有三：税赋的安排在共和民主两党治下都在保护富人，倾轧中产；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的私有，在土地和房价连续上涨过程中拉大了富人跟其他阶层的财富差距；原先工作和生活都比较优越的以白领和部分蓝领为代表的中产，在新的科技和产业重构中处于劣势，部分中产阶层的质量大不如前。另外一种情况是隐形的：特权阶层利用制度和法律“偷”走了社会财富。由于特权阶层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特殊待遇，他们力图利用权力机器维护特权，拆解社会改革的诉求。2016年震动欧美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如果令国家精英“意外”，其实他们心里清楚，在财富和制度上有一大笔欠账，让愤怒的中产加入了草根的反抗。
发达经济体舆情鼓动的中产没落，应该还有两个相关联的原因：一、在发达经济体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引发社会群体收入分配的巨大变化，导致新旧中产的此消彼长；二、从全球产业结构的迁变和调整中，在西方国家中产阶级队伍缩小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在迅速扩大。这是全球化竞争的客观势态。对这种情况，如果西方一些精英政权还相对能够按捺其愤愤，美国新当选总统则借力打力，在大选中赚足了选票。
消弭“中产没落”的悖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巩固中产，但这几乎是无解的命题。环顾全球，复苏乏力，中产阶级从来位于经济低潮冲击的最前沿，曾经是中产阶级福音的全球化正遭遇阻遏，明哲保身的本能导致一体化受挫，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回潮，中产没落就如同难民问题，只是全球性政治、经济和社会挣扎的显影。难受的是，目前还看不清解决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