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美国大选如火如荼之际,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中产阶级。他当时认为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乃至全球的中产阶级的衰落。福山认为,如果中产阶级不复存在,自由民主主义便将失去基石。当时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都提出口号,要“拯救中产阶级”。四年过去了,按照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说法,中产阶级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群愤怒而失望的人也借由风起云涌的社交媒体和手中的选票,让傲慢的精英阶层见识了一场代议制民主的魔兽变异。

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否在没落?他们的境况怎样?看一组数字。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新近发布的报告,就人口数量和收入而言,2015年初,美国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人口总共为1.213亿,超过了1.208亿的中产阶级人口规模。这是40多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2015年中产阶级占美国总成年人口的比例只有50%,远低于1971年的61%。又据美国商务部此前发布的《美国中产阶级》报告,一方面很多美国人现在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变得困难。报告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衡量标准是子女教育充足的费用、享有优越的居住环境以及对未来医疗费增加的安排。另一个研究显示:从1820年到1913年,全球中产阶级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从1.8%升至13.2%;1950年到1980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从23.5%扩大为32.2%;1990年到2006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从34.2%升至50.2%。

上述这些数字大约会让人有两种反应:一是查看自己算不算中产阶层,或者算不算正在没落的中产;二是感觉社会学家们的观点有些混乱。不管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在看,中产到底是增加了还是衰败了?

先说什么是中产阶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将社会划为富裕阶级、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三大群体。按他的定义,在一个社会中既不算富裕阶级也不算贫困阶级的,就是中产阶层。亚里士多德同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富人和穷人居多,而中产阶级不够壮大,这个社会就很不稳定,很容易出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白领》一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进步如同机器生产一样,制造了一个有技术、知识、富裕的中产阶层,显示了社会的繁荣,但是如果今后产业机构发生调整和转移,就会导致“中产阶级的衰败”。半个多世纪过去,米尔斯的警告似乎正在应验。

观察今天的中产阶级,数量固然是一个指标,质量更是要紧。尽管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一直是媒体指评社会和政府的常用观点,由于人类的财富不断增长,在不发生大规模灾难和战争的情况下,中产数量的增加是大概率,中产阶层生活和工作质量如何保持并提高,是关乎政府信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现在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传出的“中产没落”,更多情况下是中产阶级的质量相对下滑,有的是绝对下降,跌出了中产阶层。

中产没落原因是什么?我们以美国为例。根据统计,富人更富、中产萎缩的情况确实存在。比较确定的原因有三:税赋的安排在共和民主两党治下都在保护富人,倾轧中产;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的私有,在土地和房价连续上涨过程中拉大了富人跟其他阶层的财富差距;原先工作和生活都比较优越的以白领和部分蓝领为代表的中产,在新的科技和产业重构中处于劣势,部分中产阶层的质量大不如前。另外一种情况是隐形的:特权阶层利用制度和法律“偷”走了社会财富。由于特权阶层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特殊待遇,他们力图利用权力机器维护特权,拆解社会改革的诉求。2016年震动欧美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如果令国家精英“意外”,其实他们心里清楚,在财富和制度上有一大笔欠账,让愤怒的中产加入了草根的反抗。

发达经济体舆情鼓动的中产没落,应该还有两个相关联的原因:一、在发达经济体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引发社会群体收入分配的巨大变化,导致新旧中产的此消彼长;二、从全球产业结构的迁变和调整中,在西方国家中产阶级队伍缩小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在迅速扩大。这是全球化竞争的客观势态。对这种情况,如果西方一些精英政权还相对能够按捺其愤愤,美国新当选总统则借力打力,在大选中赚足了选票。

消弭“中产没落”的悖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巩固中产,但这几乎是无解的命题。环顾全球,复苏乏力,中产阶级从来位于经济低潮冲击的最前沿,曾经是中产阶级福音的全球化正遭遇阻遏,明哲保身的本能导致一体化受挫,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回潮,中产没落就如同难民问题,只是全球性政治、经济和社会挣扎的显影。难受的是,目前还看不清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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