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六普全国共计13座千万人口城市，以及2019年末全国16座千万人口城市，此次七普过后我国千万人口城市已经增加至17座。
这17座城市中，部分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是通过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具挑战性的薪资水平、宽松的落户政策以及优良的教育、医疗配套吸引本省、周边乃至全国人口集聚。同时也有个别千万人口城市因为自身经济、产业发展乏力，又临近省会及经济发达城市，从而在此次七普中人口跌破千万大关，具体表现如下。
深圳、西安十年人口增速领跑南北方
在此前的文章中，笔者就重点聚焦过过去3年来我国城市人口变化情况，其中位于我国南方的深圳（年均增长48.71万人）、广州（42.08万人）、杭州（39.07万人）和北方的西安（26.28万人）、郑州（20.93万人）表现格外出众。
为何我们会如此关注人口的流向性？因为众所周知人口是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石，过去十年来，凡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其常住人口大都是以年均10万人以上的数量再增加；反之那些人口流失严重的城市，GDP也在过去十年增长乏力甚至罕见地出现了负增长。
为了促进我国城镇化率有序推进，发改委也提出放开和放宽大中城市的落户政策，鼓励乡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人们用脚投票的结果比任何城市对外宣传口号都更具说服力，人口来了，产业也就来了，城市的配套也随之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也在无形中茁壮。
这里以深圳为例，过去十年深圳市常住人口增长了720.22万人，年均72万人，同比2010年增幅达到了69.5%，无论是新增人口还是人口增幅均位列全国第一位。
轨道交通是近年来反映城市人口聚集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在2020年全国地铁客运量及客流强度排名中，深圳市以日均442.51万人次的客运量位居全国第4位，而更为重要的是深圳的日均客流强度达到了1.31，位列全国第一位。
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2017年深圳市GDP首次超越广州，并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稳居全国经济第三城。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背后也给深圳这座城市带来了竞争力，在2020年GaWC世界城市排名中，深圳市超越了休斯顿、布达佩斯、利雅得、里斯本、布拉格等多个城市在世界一线城市排名中表现出色。
其他南方城市中，广州（十年人口增量597.58万人）、杭州（323.56万人）和长沙（300.38万人）年均人口增量均超过了30万，苏州（228.23万人）和东莞（224.64万人）年均人口也超过了20万人。
过去十年，南方诸多城市都交出了优秀的人口答卷，这是否意味着北方城市的人口都开始衰减和流向南方呢？不，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同样交出了出色的十年人口增长成绩单。
如果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可以用吸引、虹吸等词语描绘，那么对于西安人口增长最合适的词就是一个字“抢”。
2017年3月西安率先在我国展开“抢人”大赛，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分20多次进一步优化、放宽、放松落户政策，做到了同时期内全国城市落户手续最简便、人才补贴政策最优、政策执行最迅速等多个最。
2018年西安市获发改委获批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同年正式代管西咸新区，给这个GDP占所在省GDP比例全国最弱的国家级新区注入强心剂，产业、投资、贸易、地标迅速向此地集结。
2019西安市常住人口破千万；2020年西安市GDP顺利过万亿；成为我国第11个人口过千万GDP超万亿的城市。
过去十年西安市常住人口增长了448.51万人，增幅达到53%；人口增量位居全国千万人口城市第4位，人口增幅位居全国千万人口城市第2位。地铁客流方面西安同样表现出色，截止到2020年底，在只开通运营244.31KM的基础上，西安日均客运量达到了近200万，位列全国城市第7位；日均客流强度1.23，位列全国第3位。
实际上西安人口、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过去3-5年。以2017-2019年为例，西安常住人口增量位居全国第4位，是唯一的北方城市；而整个十三五期间（2016-2019年），西安市GDP名义增量达到了3763.21亿元，位居全国第二位。
经济、人口、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西安在2020年GaWC世界城市排名中，也由全球Gamma三线城市升级为全球Beta二线城市，排名超越了青岛、济南、大连等北方城市。
不过西安的出色表现，并不能掩盖北方城市人口整体下滑的趋势，其他北方城市中过去十年仅有郑州人口表现出色增长了397.41万人，青岛增长约135.66万人。而诸如临沂、石家庄等原有的人口大市过去十年增长乏力，甚至部分原本人口已达到千万的北方城市，过去十年出现人口外流，常住人口跌破千万。
相较于1000万人口城市的激烈角逐，此次七普后900+万人口城市的竞争同样胶着，截止到发稿前从已公布省份数据来看，我国七普后共有13个城市常住人口突破900+万人。然而与1000万城市人口整体正向增长不同的是，900+万城市中则呈现人口衰减和增长的两极分化。
南阳、保定人口跌破千万
南阳，河南省地级市。虽然现代社会在各项城市排名中鲜有提及，但这座拥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截止到2019年末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003.16万人。
如此人口规模的城市为何至今未开通建设轨道交通呢？
实际上从南阳的各项经济指标与发改委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经济基础数据对比后即可发现，截止到2019年南阳市GDP达到3814.98亿元、城镇常住人口478.81万人、全市财政总收入330.75亿元，刚刚达标最新的轨道建设批复条件。众所周知，地铁的建设需要通过市级——省级——发改委的逐层审批和批复，一般情况下从规划到建设的周期都是3-5年甚至以上，因此南阳市截止到2020年还未有地铁建设的主要原因还是此前南阳市地区生产总值、城区常住人口以及地方财政收入无能支撑其兴建轨道交通。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南阳市的人口在外流，截止到2020年底看似南阳市常住人口达到了1003.16万人，可实际上南阳市的户籍人口为1201.88万人，区别于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现状，南阳市近年来人口不断外流已成事实。
同时南阳市的城镇化率也较低，人口居住较为分散。截止到2019年末，南阳市市辖区仅有2个，仅约200万人；其他行政区为10个县和一个县级市，占到南阳市总人口的80%，截止到2019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有47.73%。
此次七普过后，南阳市常住人口已跌至971.31万人，相较于六普时人口减少了54.99万人。从南阳市统计局官方数据来看，全市约有15.7%人口外出务工经商，约160万人，其中45%流向省内郑州、洛阳和安阳三地为主；55%流向省外广东、浙江和北京三地为主。近年来，随着大中城市放宽落户政策和人才补贴，南阳市或将继续维持外流的人口发展现状。
而另一座人口跌破千万的城市——保定，其人口发展趋势与南阳略有不同。
过去三年，尤其是2017和2019年保定市常住人口均保持正向增长，但随着2017年雄安新区的设立，原下辖在保定市的雄县、容城县和安新县由雄安新区托管，其共计104.71万人。
雄安新区的设立对于保定市的人口外流有一定影响作用，加之保定距离北京仅40分钟的高铁车程，进一步加速了保定人口的分化。
此次七普保定常住人口为924.26万人，相较于六普时的1119.44万人，下降约195.18万人，这其中托管人数占到65%以上。实际上保定市拥有普通高等院校数量高达16所（其中一所为分校区），在校大学生数量约为20万人，这个规模在我国地级市绝对名列前茅，但因为距离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较近，毕业生外流现象普遍。区别于其他城市如何吸引人，保定市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留住人。
合肥济南增长迅速
相信看到这里不少朋友会发现，此次七普人口数据公布后，那些人口增幅超过30%以上的城市大都是各省的省会城市（西安53%、广州47.1%、郑州46.1%、长沙42.6%、杭州37.2%）。的确，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人口都呈现向首府、省会城市流动，这里集中了全省乃至一个地区最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也是国家每次政策试点的第一着陆点。区别于其他省份不同的语言和饮食文化，省会城市一般与省内地级市有着文化、语言、饮食方面的趋同性，因此多数流动人口的第一选择还是本身的省会城市。这一现象在七普后的千万和900万+城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合肥七普后常住人口数据达到了936.99万人，相较于六普增长了约366.79万人，虽然这其中包含了合并巢湖和庐江的约170万人口，但去除该基数约200万的人口增量依旧表现不俗。
山东省的省会济南虽然在七普后常住人口未能超越同省的青岛，但是十年人口增量238.84万人超越了青岛的135.66万人，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原莱芜市的约140万人。
对比以上全国部分城市七普后人口数据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当下乃至未来我国人口将向可提供较高薪资待遇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具备教育、医疗资源优势的省会城市流动。而大量人口流入的城市在招商引资、城市配套建设、国家重点政策等方面会优先获得吸引、巩固和倾斜。
毫无疑问，未来我国将形成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格局，形成多个超大及特大城市引领区域经济、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以及对外交往中心的全面发展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的韧性城市，同时推进县域经济发展，补短板强弱项，适当适宜地促进部分特色小镇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全力打造我国城镇成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战略，这样的美丽蓝图我们一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