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头走亲访友，如何称呼长辈疏忽不得。许多中国孩子在学说话时恐怕都曾为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亲属称谓晕头转向——中国亲属称呼非常复杂，英语世界用“uncle”指代的父辈男性亲属，在中国就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夫”五种称谓；“cousin”的概念更是涵盖了汉语中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这八种情况。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如此复杂的亲属称谓呢？
汉语言研究者郑子宁在《东言西语》一书中指出，精密复杂的亲属称谓系统与阶层分明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中国现代的亲属称谓系统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战乱频繁，小家庭很难在动荡的乱世中自保，家族的重要性空前提高。为此，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家族崛起，发展出一套父系亲属称谓比母系亲属称谓更复杂的亲属称谓系统。具体而言，父亲的哥哥和弟弟的称谓是不同的（伯父和叔父），但母亲的兄弟只有一个称呼（舅父）；只有父亲兄弟的子女算作堂亲，父亲的姐妹和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却统统算作表亲。
另外，中国人认为对亲属（特别是长辈）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表现，这也为称谓系统的复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中国的亲属称谓不但要分叔父、伯父、舅父，而且往往还要在前面加上大、二、三、小等表示排行的字，以便在不提及姓名的情况下能够准确指称某一个特定亲属。
在新书《中国话》中，郑子宁进一步考察了中国亲属称谓的演变史。通过比较历史上汉语和中华文明圈内其他族群的亲属称谓，厘清当代中国亲属称谓系统的底层逻辑。
《中国人的七大姑与八大姨》（节选）
文 | 郑子宁
称呼亲戚背后的逻辑
汉语的亲属词汇分类相当细致，一个亲属该怎么叫要根据这个亲属和自己的辈分关系，是父系还是母系，乃至这位亲属自己或者某位其他亲属的年龄关系。即便如此，汉语亲属关系中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父系男性要比母系或者女性亲属分得细一些。譬如父亲的兄弟要根据比父亲大还是小分别称作“叔”“伯”，但是如果是父亲的姐妹则统一称“姑”，而母亲的兄弟则统一称“舅”。而且辈分上，“姑”和“舅”也可以跨辈。唐朝王建的《新嫁娘词》中间一首是：“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里的“姑”是丈夫的母亲，“小姑”是丈夫的姐妹。孔子过泰山，碰上妇人哭诉“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这里的一家祖孙三代都死于老虎，“舅”在这里指的是丈夫的父亲。
然而在不同的语言中，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什么亲戚属于一类，什么亲戚需要分开是很不一样的。在泰国，对年纪比自己稍长的人均称 พ่ี(phi)，这个词在泰语中就是“兄”或“姊”的意思，这两个在汉语中严格区分的亲戚在泰语中用一个词表示。相应的，“弟”和“妹”在泰语中均为 น้อง(nong)。这在从中国南方延伸到泰国的壮侗语系语言中是个普遍现象，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傣语中，“兄”和“姊”为ᦗᦲᧈ /pi33/，“弟”和“妹”为 ᦓᦸᧂᧉ /nɔŋ11/。
壮侗语在对 “母姊”“母妹”“父姊”“父妹” 四个亲戚的区分上也和汉语逻辑截然不同。在汉语中，这四个亲戚是按照父系、母系两分，父系叫“姑”，母系叫“姨”。但是在德宏傣语中 ，“母姊”和“父姊”都称ᥙᥣᥲ/pa42/ ，“母妹”是 ᥘᥣᥳ/la54/，“父妹”则是 ᥟᥣ/ʔa33/。汉语中优先区分这四位亲戚属于父系还是母系，但是在德宏傣语中，则要先分这四位亲戚比自己父母年长还是年幼，年长的归一类，年幼的再根据属父系还是母系确定称呼。在四川凉山的彝语中，一个人对兄弟姐妹的称呼则和自己的性别有关。一个男性要区别称呼自己的兄 /vɿ55 vu33/、弟 /i34 ʑi33/，姐妹则统称 /n̥i21 mo21/；女性则要区别称呼自己的姐 /vɿ55 mo21/、妹 /ȵi33 ma55/，兄弟则统称/m̥a21 ʦɿ55/。
中国古代的草原民族匈奴和鲜卑的亲属称呼，除了零星见于汉语典籍的几个外都已经无法还原。幸亏古代突厥人有在坟墓勒石以记录墓主功绩的习惯，我们今天才得以对古代突厥人的亲属称呼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在古突厥语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辈分的概念和汉语很不一样。在古突厥语中“叔”和“兄”用一个称呼 eči，已经出现了把比自己年龄大的父系男性亲属统用一个称呼的现象，这和“父”“兄”同称仅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在新疆东部的绿洲里，我们已经可以找到“父”“兄”转化的实例。今天的维吾尔语里aka是哥哥的意思，然而在吐鲁番南部的鲁克沁附近，aka指父亲。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例子出现在哈萨克语之中，哈萨克语里父亲是äke，祖父是ata。和近亲语言如新疆西部的柯尔克孜族的语言相比，哈萨克语的父亲比较接近柯尔克孜语的哥哥(agha)，祖父比较接近柯尔克孜语的父亲(ata)。
这可能和游牧民族的“还子习俗”有关，即长子会把自己的第一个小孩交给自己的父母(小孩的爷爷奶奶)抚养。自此这个小孩会把爷爷奶奶称作“父母”，而把亲生父亲称作“哥哥”。如果其他孙辈跟从这个年龄最大的孙辈的叫法，久而久之，本来用来叫哥哥的词就会转而指“父亲”，而本来指父亲的词就会改指“爷爷”。这样的传统可能在北方民族中由来已久。北齐皇室受鲜卑影响很严重，根据《北齐书》记载：“(高)纬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南北朝后期，原籍山东琅琊的南渡家族后裔颜之推被西魏俘虏，迁回北方。当踏足家族两百余年前逃离的北方时，他发现北方人“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并对北方人辈分伦理的轻忽颇为吃惊。
作为南渡高门家族成员，早已南迁江南的颜氏家族和身边的士族交际圈显然都没有这种辈分错乱的迹象。当他们在4世纪从北方离开时，这种现象在北方并不普遍。在200多年间，中原地区受到了北族风俗的严重影响，以至于让回到北方故土的颜之推大吃一惊。乱辈的风气一直到唐朝都很盛行，唐朝皇室甚至身先士卒，不光“哥哥”兼表“父兄”，还多次出现收养孙子当作儿子的事。
“女郎”为娘
在“哥”“爷”“爹”纷纷登场的同时，母亲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一个新的词“娘”开始用来指代母亲，这个称呼在初唐开始流行。在繁体字里，“娘”有两个对应字，一个是“娘”，一个是“孃”。严格来说，在唐朝时，前者一般指的是年轻女子，后者才指母亲。
“娘”的出现要早一些，隋之前的碑刻中已经出现了“某某娘”的人名。此后“娘子”是对女性的称呼。
莫高窟第98窟是五代时期敦煌的统治者曹氏家族修建的。洞窟墙壁上绘制了大量的壁画，主要是一些佛经场景的再现。在墙壁比较贴近地面的部分则是洞窟出资人曹氏家族成员的画像，其中就有“故新妇娘子翟氏供养”、“故女第十四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翟氏”和“新妇小娘子索氏供养”等数幅壁画。年纪较小的女性称为“小娘子”，年长的则叫“娘子”。
这种用法并不仅仅限于北方，唐朝乐府诗中有一类诗叫作《子夜歌》，据说是晋朝一位名叫“子夜”的吴地女子所作。传说未必靠谱，但是《子夜歌》所用的语言有大量的吴地特征，就算那位名叫“子夜”的女子子虚乌有，《子夜歌》也可算是吴地女子创作的产物。如“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堂。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作者自称为“侬”，以“侬”为“我”至今仍然可以在浙江很多吴语中找到痕迹，甚至一直延伸到两广一带，像广西贵港的粤语仍称“我”为“侬”。在另一首诗“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中则出现了“娘”，在今天江浙地区的许多吴语方言里，年轻的少女仍然称作“小娘”或“细娘”。我们甚至可以在更南的地方找到“娘”的踪迹。
泰国的泰族大约在晚唐到五代时从广西、云南南部南下至中南半岛。至迟这个时候，“娘”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语言中，因此在唐朝时，“娘”这个称呼已经扩散得非常广泛，从西北的敦煌到南方的广西、云南皆有使用。“孃”则是个早就出现的字，然而汉魏时期，这个字的意思是“烦扰”，是“攘”的一种写法。入唐以后用“孃”表示母亲的规模渐渐扩大，晚唐开始，“孃”“娘”渐渐有混用情况出现。
然而关于“娘”“孃”是如何突然出现的有好几种说法，一说“孃”来源于突厥语“你母亲”。在突厥语系的语言中，表示“你的”时在词语后面加上-ng，如维吾尔语母亲是ana，你母亲是anang。“娘”则是“女郎”或是“女儿”的合音。可是“孃”借自突厥语的说法却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突厥汗国在6世纪中期脱离柔然汗国自立，在攻灭柔然汗国后成为新的草原霸主。中原王朝始通突厥是在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突厥在不久之后就成为中原王朝北面的心腹大患。然而整个突厥汗国和后继的东突厥、西突厥乃至后突厥都始终没有能够像鲜卑人那样入主中原，虽然不少突厥家族后来先后内迁在唐朝为官，但是比起鲜卑在中原的影响仍然微不足道。而且突厥汗国碑刻中母亲是 ög，ana 要到后来的回鹘时代才出现在文书里。
总而言之，中国人在从三国到唐朝的几百年间完成了一次亲属称呼的重新组合，旧的称谓消失或者暂时隐匿了，新的称谓出现。这次亲属称谓的变动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如何称呼亲戚。然而，除了“哥”较为明确是鲜卑或者其他北族的称呼外，“爷”“爹”“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突然取代汉语固有的称呼仍然存在诸多疑团。
永不变的“舅舅”
尽管在这几百年间汉语的称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些称呼却展现了异乎寻常的稳定性。
四川云南交界处的泸沽湖本来可以说是非常偏远的地方，近年旅游业的兴起让泸沽湖成为知名的旅游区。泸沽湖确实风光旖旎，但是如果不是摩梭人的存在，恐怕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高山湖泊，不会变成如今的热门景点。
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摩梭人以走婚而出名。
很多不明就里、胡思乱想的游客对走婚存在许多误解，摩梭人的走婚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混乱。所谓“走婚制”，核心模式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住在一起，女子不去夫家，男子也不娶妇进门，一个女子生的子女由女方家庭抚养，女子的兄弟(小孩的舅舅)充当了其他社会中父亲的角色，而舅舅自己的亲生孩子，则由小孩的舅舅抚养。因此摩梭人有谚语：“天上飞的，是老鹰最大。天下走的，是舅舅最大。”当今，四川的摩梭人由于传说祖先是元朝南下的蒙古人而划归蒙古族，云南的摩梭人则划归纳西族。可以确定的是，摩梭语和纳西语比较类似，属于一种汉藏语，并没有很明显的蒙古影响。
在中国许多地方，舅舅地位的尊崇几乎是由来已久的通例。福建闽南地区有“母舅上大”的说法。而四川黑水县的藏族，双方的舅舅在谈婚论嫁时占有重要地位，不但要带最多的彩礼，而且是主要的发言人：要吹嘘自家外甥(女)是血统纯正的本地人，还要自吹自己很富裕。西夏党项人留下的西夏文记录中，“婚姻”一词和“舅甥”同音，只是写法不同，说明姑舅表亲之间优先通婚。这也和四川凉山彝族的习惯类似，凉山彝族也是姑舅表亲之间优先通婚，女孩如果要和外人结婚而舅家有儿子的，得象征性征得理论上有结亲优先权的舅舅同意；女子出嫁后如果在夫家受欺负，也由舅舅冲在前头交涉，男子的父兄遭难时往往也可以寻求舅舅庇护。而在清朝江南地区的读书人家庭，舅舅则会在外甥(女)的教育培养上扮演重要角色，经常出现舅舅就是外甥老师的情况。
汉语中几乎所有方言的亲属称呼中“舅”都是很稳定的。虽然有“娘舅”“舅舅”“阿舅”“舅爷”“舅父”等不同变体，但是一般“舅”字都在，而且含义也基本是指母亲的兄弟。虽然商朝甲骨文中有没有“舅”还是问题，但是由于“舅”在汉语中的高度稳定性，所以还是很容易让人联想“舅”是否也是传承至今的汉藏语古词。然而在藏文中，“舅舅”是 ཨ་ཞང(a zhang)，和汉语“舅”完全搭不上界。不过要是对藏语的亲属称呼梳理地仔细一些，就会发现藏文中实际上是有“舅”的同源词。在藏文中，叔叔伯伯叫ཨ་ཁུ(a khu)，而在古汉语中，“舅”的声母是 g，正如 Peking后来变成了 Beijing，后来“舅”的声母受到韵母中的i影响而最终演变为普通话的j。也就是说，“舅”确实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原始汉藏语，然而后代语言中，这个词却有了不同的意思。
汉藏语中拥有最悠久文学传统的两大语言在“舅”上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这自然衍生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汉语意思变了还是藏语意思变了，或者两者“舅”的意思都发生了改变。
此时我们可以再多考虑一下摩梭人的情况，作为汉藏语系中舅舅地位最高的人群，摩梭人的语言里“舅舅”怎么叫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摩梭语中，舅舅称为 /ə33 v̩35/。第一音节类似汉语的“阿”，并无实际意义，所以舅舅的意思实际上是由第二个音节承载。然而由于摩梭语历史上的语音简化现象极为严重，很难说当今的 /v̩35/ 在其他汉藏语中同源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幸运的是，摩梭语的近亲，丽江的纳西语可以提供线索。在纳西语里，舅舅称为 /ə31 gv̩33/，应该和汉语的“舅”有关。
在“舅”这个词上，汉语可能比藏语要更保守。纳西语和摩梭语毕竟有受到汉语影响的可能性，然而在藏南的珞巴族博嘎尔部落的语言中，舅舅是 /a kɯ/，叔叔伯伯则是/a paŋ/。珞巴族的生活区域决定他们几乎不可能受到汉语影响，反倒是藏语有可能会对珞巴族语言施加影响。独龙江峡谷里的独龙语中舅舅则是 /ə31 kɯ53/，并且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岳父”，和古代的汉语一样，“舅”在汉语中的意思更有可能是从上古一路传承到现在的。事实上，“舅”在藏族人的生活中也非常重要。藏语的“舅舅”ཨ་ཞང 的源头可以直追吐蕃帝国。《资治通鉴》中记载吐蕃“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司马光生活的宋朝，一度强盛的吐蕃帝国早已灰飞烟灭，司马光的信息来源一定是唐朝人对吐蕃的观察。在汉文的史料中，不少吐蕃大人物的名字中都带着“尚”，如赤松德赞时代的“吐蕃大贡论”(相当于首相)尚结赞，一手策划了“平凉劫盟事件”，他埋伏了骑兵在盟坛西部，结果唐朝除了主盟官浑瑊迅速跃上一匹马逃出后，其余唐朝官员全部被吐蕃擒获。除尚结赞之外，
“吐蕃大贡论”带“尚”的还有尚绮心儿、尚结息等人。这里的“尚”字并非是姓氏，实际上这几位“尚”所属的家族各不相同。如“尚结赞”藏文全名 སྣ་ནམ་ཞང་ ལ་ཚན་ལྷ་སྣང(sna nam zhang rgyal tshan lha snang)， 属 于 sna nam(那囊氏)家族，而“尚结息”全名 མཆིམས་ཞང་ ལ་ཟིགས་ཤུ་ཏེང(mchimszhang rgyal zigs shu teng)，属于 mchims(琛氏)家族。那囊氏和琛氏都与吐蕃皇室有联姻关系，因此都是吐蕃皇室的舅家。吐蕃时代，重要的大臣合称为 ཞང་བློན(zhang blon)，即所谓“尚论”。这个称呼在今天的藏语中还出现在一些藏地护法神的名字里，如经常以全身蓝色形象示人的伏魔金刚“尚论多杰东都”(ཞང་བློན་ ་ ་བདུད་འདུལ།)。
关于为什么藏语里面“舅”会转移到父系而出现了新的“舅”，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汉藏语中“父亲的兄弟”的说法千奇百怪，远远不似“舅”这样统一，而且多是从其他词转化而来。如汉语的“叔”“伯”和兄弟之间的“伯仲叔季”排行有关，原本如果用在子辈称呼父系长辈的时候一般要加“父”。而在其他汉藏语当中“叔”和“伯”的分布远远不如“舅”来得广。究其原因，在上古时代，叔叔和伯伯可能直接按照父亲来称呼，需要区分时才按照排行叫，现今许多方言里父亲和叔伯的称呼也属于同类，北京把伯伯称“大爷”，陕西一些地方则把父亲和叔叔都叫“爹”(达)。这就导致了语言中叔叔、伯伯缺位的现象，在后来的发展中如果叔叔、伯伯需要和父亲区分，则会借用其他词汇。汉语把兄弟排行转化成了亲属称呼，藏语则把本来母系的亲属称呼借到父系使用，当后来又需要区分母系和父系时，母系的舅舅就用了另一个词。
论资排辈的重要性
由排行衍生出亲属称呼并不算罕见，德宏傣语 ᥟᥣᥭᥲ/ʔa:i42/ 是“排行老大的儿子”的意思，而在老挝语中 ອ້າຍ(ai) 就 指“哥哥”。 中 原“伯”“仲”“叔”“季”的排行法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兄弟数量多于四个，就会出现不敷使用的状况。古代面对这个问题，要么在“季”后面加个“少”，要么另起其他的。最通行的做法则是把“仲”“季”之间的儿子都叫“叔”。由于古代排行入名字的情况一般是在“字”中，男子成年后才取字，此时有多少兄弟一般已经可以确定，所以才方便采取“仲”“季”之间皆为“叔”的排行法。
不过如果“叔”多了，仍然会影响排行的精确性。现代中国社会一般除了首尾两个分别叫“大”“小”以外中间按照数字排序。但是在云南，德宏傣族则仍然使用一套非常复杂的排行法。儿子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老大到老六分别是ᥟᥣᥭᥲ/ʔa:i42/、ᥕᥤ/ji33/、ᥔᥣᥛᥴ/sa:m24/、ᥔᥭᥱ/sai11/、ᥒᥨᥝᥳ/ŋo54/、ᥘᥨᥐ/lok54/。女儿则使用另外一套排行，从老大到老六分别是ᥕᥥᥲ/je42/、ᥟᥤᥱ/ʔi11/、ᥟᥣᥛ/ʔa:m33/、ᥟᥭᥱ/ʔai11/、ᥟᥨᥝᥲ/ʔo42/、ᥟᥨᥐᥴ/ʔok24/。在德宏傣语中，这套专门用于姓名排行的字并不用于一般的计数，而专用于姓名。一般来说，在家排行第几，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就是这套排行字中的对应字。譬如家中“第三子”就叫“桑某”，“第五女”就叫“娥某”，德宏傣族的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的主人公分别为家中的“五女儿”和“三儿子”。几乎一样的姓名排行用语也在缅甸掸邦广为使用。
如果你会说粤语的话，可能会发现儿子的排行词除了老大之外，和德宏傣语相当近似。粤语中 2~6 是 ji、saam、sei、ng、luk，而女性的排行实际上是把男性排行的声母去掉的产物。还记得傣卯王国的女王二公主“朗玉罕良”吗?她的名字中的“玉”就是这套排行中女性版的老二。和其他的壮侗语一样，德宏傣语的数词本身即来自古汉语，但是这套排行却显示出，在历史上，德宏傣语和掸语的祖先曾经在向汉语借用数词之后，又从汉语借用了一套数词专用于亲属排行。
诡异的是，滇西和广东相距甚远，显然粤语不可能有如此本事翻过千山万水，对滇西和缅北居民的命名习惯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所以这套排行词不会来自粤语，也不会来自云南当地的汉语。现在的云南话和四川话、贵州话比较类似，主要是明初移民带入云南的语言，云南话的数字读音和这套排行词并不像。事实上，这套排行数字必定由来已久，它的语音特征更符合宋朝以前的中古汉语的语音特征，“五”的韵母是 o，“三”的韵尾还是 m，而“六”则有 k 韵尾。唐宋时期，今天的滇西地区长期为南诏国和大理国所控制，不过这套排行名称却和白语、彝语不符，而是可以肯定来自某种汉语。而符合这些特征的汉语，除了广东之外，离云南更近的广西也可以找到。
刨除属于明朝官话后代的桂林、柳州一带的方言，广西还存在大片的粤语区。今天广西梧州、南宁市区的粤语和广州话差别不大，不过这些粤语都是在近代才扎根广西。在近两百年间，来自广东珠三角的广州、佛山等地的移民陆续沿西江及各条支流溯流而上，在江滨城镇经商定居。在广西许多地方，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言分布，沿着西江以及各条支流的各个市镇说和广州话类似的粤语方言，远离河流的地方则说其他方言或者壮语。在广西首府南宁，除了南宁粤语之外，城内临江街一带曾经说一种和桂柳话类似的官话，而在南宁的郊区，则有大片区域说平话。与声名远扬的粤语相比，平话名气很小，一般只有广西本地人才知道它们的存在。但是它却是地道的广西本地汉语，在广西的历史相当久长。根据说平话者自己对祖先的记忆，他们大部分人的祖先来自宋朝山东，是随狄青将军来到广西的，有些可以把自己的先祖追溯到山东登州府和青州府，也就是今天山东东部一带。
以南宁北部马山县的平话为例，在这种平话中，2~6 为/ȵi13/、/ɬam55/、/ɬei35/、/ŋo21/、/lɔk22/。 与 广州粤语相 比，广西平话的数字读音和德宏傣语中的排行词更加接近。广西和云南地理相邻，历史上人员往来密切。虽然德宏傣族居住地远在滇西，差不多是云南离广西最远的地方，掸邦更是远在缅甸，但是他们的语言中对孩子排行的称呼，仍然穿越空间和时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