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差距拉大”是近年来无数人关心的焦点之一，而这种大众的焦虑也确实事出有因：直到2000年，北方的人均GDP还稍高于南方，但如今已经比南方低了近30%。除了直辖市因情况特殊而不论，这二十年来人均GDP增速慢于全国平均的8个省份，竟然无一例外都位于北方。
东北老工业基地看起来转型艰难，原本北方经济最强省份山东也在失速，在所谓“投资不出南宋”的说法出来后，我曾不止一次被人问到：“北方经济的希望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在河南——河南很有可能成为北方经济变革能否成功的风向标。
撰 文 | 维 舟
责 编 | 施 杨
说河南是“最南方的北方省份”，并不只是因为河南是北方各省中地理位置最偏南的，而是基于它的中长期表现，再结合其一系列结构性特征，由此判断它的发展潜力。
长久以来，这个地狭人稠的中原省份似乎总给外界一种“贫穷落后”的印象，因而它的潜力很容易遭到低估。河北的人均GDP直至2015年还高于河南，不出数年已被反超；河南与山东人口规模相近，自近代以来的百余年里就一直不如山东得风气之先，但近20年来，两省的经济差距正在逐渐缩小：2000年，河南经济总量仅及山东的60%，去年已攀升至71%。郑州前些年的发展势头更猛，以至于济南人都坐不住了，“比不过青岛也罢了，郑州都比不过是怎么回事”。2020年，由书记市长带队的济南市党政代表团赴郑州学习考察，这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这不是河南经济变好了，只是河北/山东变差了。”但如果是这样，那就得解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河南没有像其它北方省份一样经济变差？
这需要追溯到河南特殊的初始条件。河南近代工业基础薄弱，民国初年稍具规模的仅有焦作矿业和安阳的纺织业，即便如此，1937-1940年抗战时期沿海工业内迁，河南还属于迁出地区，既不是沿海，又不算大后方，可谓两头落空。
在建国之初布局国民经济战略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大工业项目80%都落在北方，其中仅东北就占了超过三分之一（54个），由于资源丰富又有大型重工业基础，一时占尽风头。河南当时虽然也分到10个重大项目，但绝大多数都落户洛阳，总体上它倒是和大多数南方省份共享一个基本特征：人多但工业基础薄弱。
就这样，在北方各省经济结构普遍侧重重工业的情况下，河南却一直被定位为农业大省。时至今日，河南耕地面积占比仍高达47.46%，仅次于山东（48.86%），总面积（792.64亿公顷）则多于山东（751.53亿公顷），仅次于黑龙江。作为全国夏粮第一大省，河南也是粮食储备中心，主粮自给率（151%）远高于山东（88%），是国内仅有的五个粮食净输出省之一（另四个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
2019年全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河南以6695.4万吨占到全国（66384.3万吨）的十分之一强，除东北三省之外的十大粮食主产区里，就数河南的人均粮食产量（696公斤）最高，几乎比全国平均（475公斤）多一半。
不论河南如何发展，有一点是肯定的：粮食安全始终不能放松。很多河南人都认为，“农业省”的定位束缚了本省充分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诟病河南缺乏产业基础，但似乎很少人提到一点：河南有时也因祸得福。
建国以来，河南与两湖同属华中地区，是“和南方一起混的北方省份”，经济发展模式也更接近南方各省的路径：密集的人口和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缺乏工矿资源、原本工业落后；通过社会经济的内驱转型升级，实现有机增长。
当经济转型时，这样的结构性特征能带来一种后发优势。朝鲜半岛的近代工业就曾一度集中在矿产、水力等资源丰富的北方，而南方则以密集的农业人口为主，然而现实证明：在实现产业转型时，人力资源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内也一样：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因为迟迟难以适应快速变动的市场而陷入困境，此时，很多南方省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程度轻，转型时的包袱小得多，再借助一套逐步完善的分工体系，在产业迁移的同时吸纳劳动力，逐步提升经济产出。
河南近二十年来的经济起飞也印证了这一模式：市场化机制和交通网络打破了原有的旧格局，加速了人力、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性，人走出去了，产业引进来了，此时原先的基础薄弱反倒使当地可以轻装上阵，且在市场上享有庞大劳动力带来的优势。
很多人都说，河南人无论在哪里，都吃苦耐劳且相当灵活，这与其说是文化传统使然，不如说是一个生活现实：他们必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努力生存下去，没有什么“铁饭碗”可以捧。事实上，省内唯一的老工业基地洛阳的厂矿职工同样会有铁饭碗心态，在面临市场转型时比其它地方慢一拍，正因此，有时洛阳被看作是“河南的东北”。从这一意义上说，河南也是中国的缩影：中国之所以能顺利转变为“世界工厂”，恰是因为它计划经济体制不如苏联东欧国家那么牢固，且拥有勤奋、灵活、高素质的庞大劳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河南在国内正像中国在世界上一样，处于产业链分工的中下游。工业基础薄弱既意味着没有包袱的“后发优势”，但也不可否认存在“后发劣势”。河南不缺“人力”，但缺高端“人才”，它的传统制造业正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往往规模大但利润低，高精尖的制造业寥寥可数。
当社会经济发展还在比较粗放的阶段，这不算是个大问题，毕竟大量剩余劳动力都还没有被工业化进程所消化，有时这反倒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富士康落户郑州不是偶然的，因为很少有哪个国内城市能提供如此丰沛、低廉的土地、人力资源，还有哪里能这么快招到30万合格劳动力？然而，尽管这在短期内是有利的，但一旦这一模式固化下来，导致河南被锁定在这一产业链位置上，从长远来看却是相当不利的，因为那是一种低质量的发展。
河南的产业，很多都是靠人力“堆”出来的：作为农业大省，它可以催生出像双汇这样的龙头企业，因为充足的农业资源、人力资源再加上现代管理，就能奠定相当大的市场优势；安图生物在医疗生物检验领域属于国内领先，原因也是它可以靠人力进行大兵团作战，通过对试剂的不断检验，堆出有效的试剂。
像其它省份一样，河南近些年也是各种经济开发区遍地开花。2018年，全国共有国家级开发区552家，省级1991家，其中河南分别有19家和131家，相比起江苏（71家和103家）、山东（37家和136家），河南的经济开发区数量上不见得少，但级别却不够。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河南各地在招商引资时，能吸引到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高端项目相对较少，而这又势必影响当地的产业升级、城镇规划、人才流入等一系列问题。
对河南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河南教育资源之差，在国内实属罕见：1亿人口的大省，没有一所985高校，211也仅有一所（郑州大学），导致河南人靠读书出人头地尤为艰难。很多河南家长之所以把户口迁到省外，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高考地狱”的现实——“一分干掉一操场”可不是开玩笑的。
不仅如此，近年来这种内卷还在加剧：一位郑州朋友回忆，她2013年高考时，文科过线20分，排名全省5000名，但同样的成绩，2021年高考就得排到15000名了。郑州的学生已经算是整个河南较幸运的一批了，其余地方更不问可知。这种可怕的高考压力不仅让很多河南学子竭尽全力出省，甚至影响到人才回流——因为很多人不愿意自己下一代面临同样的处境。
尽管如此，很多河南学子仍有着“报效家乡”的浓厚情结，然而，这又可能在现实面前破灭。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河南籍高科技人才在上海创业后，一心想把项目引回老家，但回来投资后却发现，当地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以“高科技”名义套钱来炒高房地产。他一怒出走，再也不想回来了。
这就是河南的现实：人人都清楚旧模式已经逐渐走到尽头，河南应当沿着产业链向上爬升，但这却远非易事。高等教育是河南的短板，师资严重不足，但中小学教育的基础却很扎实，导致全省劳动力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数量而非质量上，与此同时，受制于资本、技术、制度等种种因素，高端产业难以落地，这又反过来导致高层次人才的外流。
如果说这在以前还不是个大问题，那么现在就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了。2001年，在经济总量前十的省份中，河南的实际增速倒数第一，在全国仅辽宁、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四省区略高，这还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现象。虽然这与河南暴雨等特殊事件有关，但不能不说也因为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渐次暴露，驱动经济的引擎逐一熄火，如果还要实现自我突破，就不得不面对深层次的问题。
河南之前在经济上的成功，有赖于它和南方省份类似的一系列结构性条件，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一如经济学者任泽平团队通过大量分析后指出的，南北差距在根本上，其实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
虽然河南这两年触及到了一些严峻的问题，但如前所分析的，这正是因为它原先“好走的路已经走完了”，却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已无路可走。事实上，河南仍有巨大的潜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
从全国的格局来看，河南真正的优势，无非一是区位，二是人口。地当“天下之中”的河南位于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必经之地，郑州就是作为铁路枢纽发展起来的，由此向外辐射，几乎能在一天内抵达全国各地。对于物流、石油/天然气储备等产业来说，河南是中枢要地，郑州尤其是中部崛起的桥头堡，在跨境电商、进口保税仓、装备制造业等方面有不小的优势，但产业集聚程度不够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河南0-14岁儿童比例很高，人口结构仍相对年轻， 60岁以上人口占比18.1%，除了西北之外，属于北方老龄化程度最低的省份，而像辽宁达到25.7%。这意味着河南仍可能产生大量新增劳动力，这一优势将在十多年内逐步显现出来。
按户籍人口计算，河南仍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有1600万河南人常住地是在省外，这一规模之大，在全国首屈一指。2021年有8个省份常住人口出现下降，其中河南（减少58万）比黑龙江（减少46万）流失得更多。毫不夸张地说，对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河南来说，人力才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在很长时间里，它却没能真正利用好河南籍人才——河南的高层次人才大多在北京、广东、江浙沪等发达地区，在南方务工、各地经商的青壮年更是比比皆是，如果他们的资金、技术、才智得到充分利用，将为河南创造很多机会。
当然，这难免带来的一个现实问题：除了“家乡”的情感因素之外，河南本身是否能为这些省外的河南人提供足够多的市场机会。和其它省份有所不同的是，河南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主要并非依靠外商投资或资源开采，而是内聚型的——换言之，是需要充分释放无数河南人内生的力量。河南往往被外界看作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应库，但事实上，这里的1亿人有着庞大的需求，为何资本、企业人才都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集聚，却不到河南这个大市场呢？
这当然并不只是河南一地的问题，国内不少省份都有庞大的人力资源，但受制于自身的种种制度化因素，到头来无法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后劲不足。像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当年也曾被定位为农业省份，但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变革，它可以吸引人才、资本和技术的流入，源源不断地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才是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河南享有与许多南方省份类似的初始条件，在很长时间里，河南的优势并不在于管理水平和先进理念，而是充足的人力，但到现在，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变革，它的人力优势很可能难以发挥。在郑州访谈时，有一位当地朋友恳切地对我说：“普通的郑州人处于没脾气的状态，无所谓高兴不高兴。人们被弱化得太久了，稍微打开一点，可能就是另一番局面。”
如果是这样，那么河南经济当下的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政治文化、治理方式、社会生态等制度因素使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经济要有活力，就得给民间松绑、赋能，并尽可能地革除制度性障碍。众所周知，这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