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书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若以影响力排名必然应该首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毕竟司马迁和史记的威名在史书行列无人出其右；若以规模体系和精良程度来衡量，则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莫属。
《资治通鉴》号称“帝王之术”，自成书的宋朝以至后世，凡帝王将相，深谙政治的老手，无不将其视为瑰宝，奉作圭臬。
《资治通鉴》为什么能够有着如此之高的盛誉，作者司马光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其中的奥秘绝非空穴来风，自然有着它作为集大成者的成因。
一是连贯性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一般情况下，史书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为主要体裁。
纪传体是以单个人物的生平经历为篇章，全书的时间书讯有着重叠穿插，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编年体则是以时间为轴线，按照时间的递推发展顺序，记录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资治通鉴》全书共有294卷，记录由公元前403年（司马光角度的春秋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计1362年的历史。
中间没有任何的停顿和断代，司马光为保证《资治通鉴》的完整连贯性，历时19年对以往所有的言官正史、散佚趣闻进行搜集考证。
二是实用性
灿烂的文明历史长河中，不乏有很多体裁的文学著作，有的专门供人赏心悦目之用，比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子虚赋》，这种题材几乎没有任何经世致用的价值；
有的像唐诗宋词，作者托物言志或是寄情于景，激励之功有余，解决问题之法不足，唯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可以直接拿来实践的著作。
采用正叙、倒叙、插叙、比拟的诸多文学表现手法，将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形象性格分析的入木三分，特别是延续司马迁《史记》的风格，对每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给予客观公正的论断。
比如《通鉴李陵》记载：
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司马光借司马迁的口吻评价李陵，以步兵5000迎战匈奴数万骑兵都没有丝毫畏惧，只是由于弓箭用尽才失败，最后给你一句相当之高的论断，即便是古时候的名将也不过如此。
三是规模性
清代史家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言下之意是说，即便是将是此前的十七史全部读完，都不可能读尽《资治通鉴》，由此可见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其规模之宏大已经达到中国史学界的最顶端。
毫不客气地说，司马光等于将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以前的历史重新考证修订一遍。涵盖文化、经济、军事、科技、农业、手工艺等放方面的记载。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将先秦百家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将各家之言的发展顺序和内在的关联进行系统深入地剖析。
军事方面更是能够将历史上的大型战役进行详细地阐述，将各家的兵法布阵一一寄予描述。再以李陵传为例子，司马光把李陵浚稽山与匈奴对峙的场面进行详细地描述，具体细致写出李陵所使用的排兵布阵的特点。
首排的士兵左手持盾牌，右手持戟，后派搭弓射箭。即便是三万匈奴围攻都不能使李陵军战败。李陵仅仅依靠这些步兵的基本战斗武器都能够击杀匈奴，一副步兵追着骑兵砍杀的场面活跃读者眼前。
难怪梁卓如先生评价《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