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地处黄河下游的黄淮平原，从古到今，至少经历过四五次人口大削减，第一次是东汉末年，第二次是五胡乱华，第三次是北宋灭亡，第四次是元朝灭亡，明朝灭亡算半次，每次人口灭亡后，原有的文化就被扫荡一空。
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黄淮平原的文物古迹遗存少得可怜，明朝以前的地面建筑和传统技艺寥寥可数，因此，这里的社会秩序都是极其脆弱的。
作为五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历史上发生过四百多场大大小小的战争。近代以来的就有台儿庄会战、淮海战役等。
作为一座出过“十朝开国皇帝”、又是“五省通衢”的名声显赫的古城，徐州却从未做过任何封建王朝的都城，哪怕是陪都、行都，原因何在？
（十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魏文帝曹丕、南朝宋武帝刘裕、南唐烈祖李昪、齐太祖萧道成、梁高祖萧衍、吴越太祖钱镠、梁太祖朱温、南汉高祖刘陟、明太祖朱元璋。）
一是，徐州“地利”的安全性不够，地处黄淮海平原，“山川”低矮、交通便利，无天险可倚仗，近乎一马平川，易攻难守；
二是，徐州处于“树大招风”的南北、东西交通要地，黄河和淮河之间，战事频繁，北扼齐鲁、南屏江淮、西进中原、东观沧海，对于统帅名将来说，这里是理想的用兵动武之地，但对帝王来说，晚上睡觉都难以安稳，遑论定都久居？
三是，徐州的地理位置错过了不断迁移变化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历史上，我国的政治中心呈现出自西向东北转移到趋势（西安、洛阳、开封、北京，战乱时的南京、杭州是例外），经济中心是北方向东南方向转移的趋势（洛阳、扬州、苏州、长三角、珠三角），而徐州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的位置，次次与之失之交臂，历史给予他的定位是军事用途和交通要地的功能性城市定位，直到今天。
四是，古代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也是徐州无法定都的重要因素。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此地杀气太盛，非适合建都的祥瑞之地。据传朱元璋登基后，还专程派刘伯温赴徐州云龙山一带“断其龙脉”，破坏徐州的风水格局。
因此，江南富庶之地古来有之地“辛勤耕作/商业贸易—积累资金—增购田产”的发展模式在黄河下游行不通。
因为洪水过后，地貌大变，原有的地界、天界无影无踪，大家只能凭感觉重新划界，谁抢到就是谁的。
当人们见惯了财物易手，连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都难以稳定维护时，人们对产权、人权能有多少尊重？
稳定的社会信用无法建立起来。洪水泛滥时，亲戚、朋友、债主、仇人，不是被洪水冲走，就是逃荒或迁居外地。
在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会本能地选择短期策略、为了一点利益争个头破血流。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苏北为官，他形容此处“土地荒芜，民惰而好斗，习于抢劫，故该地素称难治。”
我自小在徐州农村长大，耳濡目染，感受到老家民风之彪悍、乡情之粗野、行为举止之火药味，这从具有地域性格的语言上，也可以反应出来，比如：徐州方言用语简短、有力、刚劲——如两人一言不合动手，徐州人说“把他办了！”端起酒杯，普通话说“干了”，徐州人说“透”；答应朋友拜托自己帮忙时就一个字“ 管”；在扑克牌游戏“ 八十分”中，有一项规则，南方人叫“ 改主”，徐州人直接叫“ 反了”。
还有两个动词，远离故乡的游子，一听对方说，基本就能认同他是徐州人：“剋 kei”，这是徐州方言常用的一个口语词，一般做动词使用，有“快速做某事”或“凶猛野蛮地做某事”的意思，比较符合北方人豪爽的性格；“挒lie”，这个字含义极其广泛，可以作行动、打架、吃饭等解释，写为“犬文旁”得“犭列”，这个更显得彪悍，表现了徐州一带的民风。
老家农村民风之彪悍，集中体现在各大家族内外宅基地、巷口子、屋檐滴水处、门口道路等所属领地的纠纷上，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有时为了一块砖头的归属都能打得头破血流。家族和家族之间如此，家族内部也是如此。
小时候，见过村里彭家老大、老二为了屋檐滴水片瓦之地，亲兄弟打得不可开交，嫂子把小叔子的鼻子都生生咬下了一大块；赵家两妯娌为了一棵碗口粗杨树的归属，滚在地上打，浑身泥水，头发被撕扯得随风飘散；家族之间为了宅基地之间土台子，十几个人带着工具群殴，打累后，各家负责各家的伤员，一次解决不完，下次继续约架，有的甚至两大姓之间，结成了几十年的世仇；村与村之间，为了抢夺灌溉水资源，也时常爆发大规模的械斗。
我们所在的街东村，解放前是老镇东南片区，靠近曹氏小学、南吊桥和曹斜子地主大院，老住户主要由曹家的佃户、长工和雇工，铁匠、木匠、屠宰户、白铁铺、锔匠、裁缝、理发等手工业和服务业，在街里做各种生意买卖的商户和略有薄地的小地主构成。
几大姓的分布和家族行业大致如下：
曹家：以地主、近亲和帮工为主，解放后，时势逆转，被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务农和建筑业为主，在村里所占人口最多；
魏家：以屠宰业为主，杀牛杀羊、在街里摆摊售卖；
刘家：祖传乡间大厨，解放前在地主家做饭，后在街里开饭店为主；
石家：打铁匠、打鱼、做豆腐为主，种地为辅；
彭家：以种地为主，街头小商贩
张家：建筑业、种地为主；
苗家：街里以小商贩和种地为主；
贾家：外来户，开厂开店、包鱼塘、包林地为主，爱钻营，改革开放的暴发户；
赵家：外来户，以服装生意为主；
吴家：外来户，村长、队长，镇政府有关系；
还有一些杂姓小户：韩、甘、李、张、葛等
我们石家祖上是清朝光绪年间，搬到镇上来的。高祖的三房儿子，一房住在吊桥北头、一房住在吊桥南头，一房住在北门。三兄弟以铁匠、打鱼、做豆腐为生，种地、短工为辅。我们住在吊桥南头的一大家子后面以铁匠和种地为主。
曾祖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爷爷老大，带着儿女以打铁谋生；闲暇时间帮人看风水、算红白喜事日子、木匠裱糊匠焗匠也会，克勤克俭，日子过得不错，搬到吊桥南头不久，就买下了一片曹家地主的土地，在上面盖了一处当时看起来比较宽敞院落。
当时，院子有五间堂屋、两间耳屋、两间厢房和一个过道间，一个大院子，门口就是一口大汪塘，连着东河长流水。院子一边靠街，一边靠路，还在南侧预留了半个院子大小的空地，是准备给二老爷成家盖房子的。
就因为这块空地，我们家和外来户贾家结下了半个世纪的“斗米恩升米仇”。
一九四一年，河南连续几年受灾，旱灾、水灾、蝗灾、疫灾迭至，当地老百姓纷纷外逃求生。驻马店的贾民国两口子一头挑着行李铺盖，一头挑着两岁的儿子，手牵着即将临盆的老婆，逃荒来到了八义集街里。
当时三口人衣着褴褛、形容枯槁、乞讨为生、见人就下跪，百般哀求换一点吃的，十分可怜。
三口人乞讨到了我们老院子门口，我奶奶看贾民国怀里的孩子，饿得都翻白眼，气若游丝，那时我三叔也一岁多，不由就动了恻隐之心，给了他们不少饭食衣物，他们跪倒连连磕头，千恩万谢。
后面几天，三口人又来我们老院子乞讨，几次三番哭诉，试探到我奶奶心软善良的性格后，贾民国哀求他老婆即将临盆里，能不能在老院子南侧空地搭个棚，暂时栖身，等孩子生完就走，求着求着声泪俱下。
我奶奶本来就没主意，一生谨小慎微，回屋请示祖奶奶，祖奶奶一辈子杀伐决断，打了一辈子苍鹰，没想到被贾民国这小子啄了眼。
他看贾民国一家三口，其状也惨、其言也善，也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他们三口人临时搭棚，但生完孩子、出了月子，就得拆棚走人。
祖奶奶一向心硬嘴刁、自诩识人善断，没想到错看了贾民国，给我们家带来了半个世纪的麻烦。
贾民国一开始非常谦卑，满脸堆笑地跑前跑后，帮着我们家院子打扫卫生、干干杂活，我奶奶也经常背着祖奶奶周济一下他们，尤其月子里，寒冬腊月的还把贾民国老婆孩子让进了厢房，帮着伺候了几个昼夜，他们当时也是感恩戴德。
当时，我祖爷爷和爷爷因为不愿意助纣为虐、帮日本人打制侵害国人的铁器，得罪了伪保长曹斜子，在外面跑反谋生活，不在家。院子里出来进去一个男子，多有不便。
后来出了月子，祖奶奶就不让他进门了，还是住旁边的窝棚，也没提赶他走的事情，奶奶还是常接济他家。
再后来，祖奶奶给他介绍到一个地主大院做个帮工，因为有我们家作保，地主也就收留了他，一日三餐无忧，一家人也就安顿下来了。
不得不说，环境改变人，艰难的环境更改变人。穷则思变。贾民国尝尽了饥饿的苦，体会到活着的不易，作为外来户 ，他没有什么倚仗的，只有溜须拍马的奉承、死心塌地的忠诚、一心为主的做派和察言观色的聪明，很快他就赢得了地主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