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有个经久不衰的问题：黄家驹如果活着，现在是什么地位？
这个话题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和讨论，其中的高票回答认为：黄家驹是一个死后被严重过誉的歌手，永远不要低估死亡对一个人的神化作用。
谈及华语乐队，Beyond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
在许多歌迷的心目中，国内没有哪一只乐队能与之匹敌，至少在影响力上来看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再次把眼光瞄向这支传奇乐队时，难免会产生一些疑惑。
为什么黄家驹活着的时候Beyond乐队在主流歌坛并没有溅起多大水花？
他们的音乐对当代听众而言，除了情怀还剩下什么？
为什么温拿乐队、太极乐队和达明一派都以乐队的形式拿到了香港乐坛的最高荣誉“金针奖”，Beyond仍在门槛之外兜兜转转。
Beyond乐队主唱黄家驹和歌手陈百强同在1993年离世，当年香港电台举办的第十六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陈百强被追颁“无休止符纪念奖”，黄家驹直到1994年1月21日才补颁。
世异时移，2009年陈百强被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追授金针奖，黄家驹至今都没有享受到金针奖的待遇。这也从侧面反应出主流歌坛对Beyond乐队的态度。
诚如高赞作者所言，黄家驹去世之前，Beyond的对标对象是草蜢、达明一派、太极乐队，黄家驹去世之后的二十多年，他的比较对象也水涨船高，变成了崔健、罗大佑、李宗盛、周杰伦、张学友、邓丽君、许冠杰这些歌坛顶尖人物。
细细捋清一些事实后，不得不承认一个真相：如果抛开情怀单从歌曲进行横向对比，Beyond的作品只是加了一些人文关怀的励志鸡汤。
「北京“遇冷”」
1988年10月15日，首都体育馆，这个能够容纳18000人的场地迎来了Beyond的内地首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港台流行音乐逐渐打破了地域局限。那个年代，首都体育馆见证了不少音乐盛况，北京观众对演唱会也不再陌生。
Beyond在内地没什么曝光，所以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没人关心他们之前唱过什么歌，看到演出海报上的“摇滚”字眼时，大家都惯性地认为他们的歌应该和“崔健”差不多。
那时候只要是扯着嗓子唱歌的，都叫摇滚。
由于门票的廉价和文化活动的单一，每当夜幕降临首体便成为了年轻人的聚集之地，当晚的首体座无虚席。
然而，随着第一首歌、第二首歌、第三首歌的逐渐推进，场内氛围不但没有越来越高涨、反倒越来越冷清。
半数观众离席而去，退场的时候还骂骂咧咧的留下疑问“这到底唱的什么玩意儿？”
很显然，他们无法接受粤语歌曲。
80年代，内地能听到的粤语歌曲几乎都来自电视里屈指可数的tvb主题曲，像大众熟知的《上海滩》《铁血丹心》《万里长城永不倒》，正是当时通过电视剧反复播放才流行开来并被内地观众所接受的。
在这种环境下，观众的审美习惯显然是个考验。
如今我们再来回顾Beyond初访内地时的“遇冷”，如果不在北京而在更封闭的城市，或许那最后的一半观众都不会留下。
Beyond的北京之旅告诉他们及唱片公司——内地不是Beyond的市场，语言障碍是歌手与内地听众的一道鸿沟，目前还无法逾越。
Beyond在公司要求下也录制了一些国语版歌曲在台湾发售，同样出师未捷。
他们又将眼光瞄向了日本市场，结果黄家驹发生了意外，时间定格在了1993年6月30号。
「Beyond的曝光源于一次商业公司的冒险尝试」
如果把时间线聚焦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香港乐坛，Beyond这支乐队和当时的乐坛环境是失衡的。
香港所接受到的文化信息大多为舶来品，这也使得港人将更多的目光都放在了个人的奋斗发展上，市井文化得以逐步形成、放大，音乐、电影是为大家服务的，“市井”是内核。
正是这样，我们记忆里的港人形象大多都“务实、拼搏”，而非悲天悯人。
香港娱乐圈深受大众青睐的“明星”抑或是“时代符号”，是刘德华，而非黄家驹。
让Beyond从地下浮出水面的转机，出现在1987年。
1986年Beyond组建三年后终于发行了第一张自费专辑《再见理想》，尽管这张专辑现在相比较其它的热门单曲已经鲜有耳闻。
但本地粤语融合摇滚、电子讲诉地下乐团而不被接受和认可的无助与失落的表达方式，正好让唱片公司看到了香港大众音乐的缺口。
1987年，宝丽金唱片几乎拥有本地最多的大牌歌手，新艺宝正是宝丽金和新艺城电影的联合子厂牌。宝丽金和新艺城创造的商业价值，足以让新艺宝拨出一部分预算去包装尝试一些地下乐队。
其中，就包括拿了金针奖的太极乐队和梁翘柏组的浮世绘乐队，当然还有我们熟知的Beyond。
这也是当时大公司的正常策略——利用自身的大牌歌手资源推动新人曝光，丰富自身输出内容，占领不同层次市场。
换言之，Beyond当时能签约除了自身不同于市场主导的小情小爱类题材内容外，再者就是当时的唱片公司有闲钱，愿意拿一部分出来冒险尝试。这次冒险在随后的商业推广中得到了肯定。
签约新艺宝后，Beyond于1988年3月发行《现代舞台》，其中《冷雨夜》和《旧日的足迹》至今都是热门单曲，这张专辑也成为了Beyond开始带有人文色彩、社会批判的开端。
彼时，粤语歌坛对于摇滚的定位还很模糊。
摇滚乐是什么并不重要，就算Beyond的音乐谈不上叛逆、另类，但只要“理想至上”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浅显易懂的价值取向就很容易激励年轻人。
他们的存在就是不愿意妥协的象征，这也是我们回望过去，仍然对这支乐队抱有敬意以及他们能持续产生影响的原因。
除了精神象征，Beyond之所以受欢迎，最重要原因是他们的歌曲旋律顺耳上口。
用现在看起来充满套路化的和声走向、口水化的旋律线条来表达自身的价值想法，这当中就包括了：人文关怀、社会批判、励志拼搏、大爱无疆等内容题材。
个性等于难寻听众，商业代表寻求共鸣，这是那个时代必须做出的抉择，如果说beyond的第一张专辑《再见理想》还算个性化的表达，那他们签约后随着名声的累积换来的便是商业的妥协。
很幸运，Beyond用歌曲传达态度的做法，在小情小爱的市场上找到缺口，收获了最大范围的听众。
同样，这也是90年代香港电影大举进入内地消除语言壁垒后，内地听众能如此迅速接纳beyond并自发传播的重要原因。
可遗憾的是，这一招在Beyond试图拓展台湾市场时失效了，这也铸造了Beyond不得不转战日本。
「被台湾歌坛拒绝的励志鸡汤」
如果从音乐性出发，Beyond的音乐其实卡在一个尴尬的“中间值”。
经历过“民歌运动”的台湾歌坛，在上世纪80年代之初便呈现出大批精英知识分子进军音乐产业的盛况，无论是家国情怀、悲天悯人的罗大佑，还是热衷于挖掘平凡人感情生活细节的李宗盛。
从原创能力和价值表达来看，Beyond的歌词、旋律甚至个性，在台湾歌坛仅仅只能被看作普通工业化加工而成的平庸作品，不具备任何优势。
就算是Beyond最擅长的励志歌曲，在当时全华语乐坛最会写“乡愁”、“青春”主题的台湾音乐人面前也相形见绌。
Beyond作品中通俗的激励对于彼时热衷于高级隐喻的文青而言，犹如毫无诗意的鸡汤文学，这也是他们当初被台湾歌坛“拒绝”的主要原因。
一个传奇需要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点才能产生，显然Beyond的进军时间在当时来看还为时过早。于是，这个爆发点一直延迟到黄家驹去世后，Beyond的神话才开始。
「过度消费下的神话」
客观来说，Beyond的影响力主要还是来自于黄家驹的精神形象和歌曲内容的通俗。
如果论人文色彩，Beyond的直白热血与罗大佑的深刻隐喻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论器乐编配上的前卫性，与90年代初林强、伍佰-China Blue的《小人国》《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相比又有明显差距；论演唱风格和表演形式又不如崔健来得一针见血。
要论他们的特点与优势，那便是“唱给平凡你我”的超流行乐队，他们用最简单的词句勾勒出一幅让大众血脉贲张的奋斗史诗。
当经济迅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听众已经无暇思考更多隐晦性文学表达时，他们的歌曲既正能量地描绘了理想主义、勉励大众，又省去了听众多余的思考时间，慢下心来思考似乎成为了最不要紧的事情。
当然Beyond的神话也脱离不开黄家驹最后的谢幕方式。
对于Beyond的大多数作品而言，其歌曲中的价值观表达是他们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尽管他们的内涵大多浅显易懂，但象征性是不言而喻的。
黄家驹的意外死亡，无疑为他们歌曲的整体价值表达增添了大量的悲壮色彩。
黄家驹就好似一个摇滚战士，生前不得人心，最后未能如愿、悲愤离世，这对于90年代后，压抑许久终于能见识到这个五彩斑斓世界的内地听众而言，是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
Beyond的歌能够至今被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传颂，特别是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将他推向神坛，“死亡崇拜”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死亡”能留给后人无尽想象，在他书写完一个个篇章后不留任何瑕疵的猝然离去，便塑造了听众所幻想的“完美人格”。
「最后的话」
我相信，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Beyond作为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分流，在过去、现在、未来仍然会用他们的“摇滚精神”洗礼一代又一代的听众。
对比当下盛行的流媒体音乐，即使Beyond是人文关怀下的励志“鸡汤”，我也认为他们的价值是巨大的，至少他们的歌是当代年轻人对乐队文化感兴趣的起点，《海阔天空》《光辉岁月》也成为了多数音乐爱好者的第一支演奏曲目。
然而，在独立思考缺乏的当下，一批又一批毫无热爱可言的“粉丝”打着黄家驹、Beyond的旗号，传达所谓空洞无比的摇滚精神着实让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