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我军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三大起义,是我军在革命最低潮时迎难逆行、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起义军的来源,除了追求进步的旧军队,后两个起义还动员了农民和工人。

三大起义都处在敌强我弱、民智未开的大环境下,打不赢就跑、上山打游击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能做到这一点却非常不容易。

事实上,三大起义失利以后,只有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而有7位元帅参与的南昌起义和3位元帅参加的广州起义,不是在转移中消耗就是选择固守城池打阵地战,这是为什么呢?

分析起来,三大起义的初衷相同但结局不同,主要有几个原因。

秋收起义时间地点(为何只有秋收起义军选择上山打游击)插图

原因之一:三大起义的出发点,都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

发动武装起义,为什么要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1924年,中山先生在苏联的帮助下创建“黄埔军校”,又通过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叛军。

中山先生病逝以后,1926年广州当局、武汉当局接连发起两次北伐,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又配合西北军冯玉祥打跑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可以说战果辉煌。

在莫斯科的指导下,中国的革命者也参与其中,并对俄国的红色革命有了深刻认知。

1927年,蒋氏在上海发起“四一二”事变,武汉有爆发了“马日”事变,随后“宁汉合流”,沆瀣一气杀戮革命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危急时刻,我党决定借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

当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城市中心论”。

秋收起义时间地点(为何只有秋收起义军选择上山打游击)插图1

原因之二:三大起义的最终目标,都是“夺取中心城市”。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有几点:一是实现工农联盟,二是武装暴动,三是通过中心城市发动起义,因为“十月革命”就发生在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城市彼得格勒。

在我党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试图攻打长沙、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而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城市中心论”的忠实践行者。

所以,三大起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夺取中心城市,进而把革命推向全国。而三大起义选择的目标城市,分别是江西第一大城市南昌、湖南第一大城市长沙,以及广东第一大城市广州。

但是,由于敌众我寡实力悬殊,南昌起义成功后敌军四面包抄,刘伯承的参谋团只好拟定了南下潮汕方案;

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打下浏阳县城,但难以守住,更不要说攻打长沙了;广州起义明知敌军四面围城,仍然固守,结果三天时间守军几乎伤亡殆尽,余部撤离广州。

而三大起义的连续失利,说明在中国“城市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

秋收起义时间地点(为何只有秋收起义军选择上山打游击)插图2

原因之三:三大起义发起时,还没有走出旧式军队的思维模式。

三大起义,是我军独立创建武装力量的第一步,但步履艰难。

由于第一次大合作有过三年多的“蜜月期”,我军内部同时跨两个组织的名将,不在少数。

此外,在国民革命军中还诞生了我军第一支武装力量:大总统府铁甲车队,也就是后来的“叶挺独立团”,但陈独秀等一直反对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一大教训。

三大起义,是我党深刻认知“枪杆子”的第一步。

但是,三大起义依赖的主力军,还是来自旧军队的进步力量。其中,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叶挺11军24师、聂荣臻动员的25师,以及周公争取的贺龙20军,共2万余人,几乎清一色来自旧军队。

秋收起义是“八七会议”后,上级派主席去发动的。5000余人的起义军主力,是卢德铭的第二方面军武汉警卫团,以及安源、萍乡、浏阳、平江等地农民自卫军,此外还有修水土匪邱国轩所部。

广州起义的主力军,是叶剑英的第二方面军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2000余人,以及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徐向前任6大队大队长),此外,海、陆丰农民赤卫队也举行了起义。

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有工人赤卫队、农民自卫军参与,但都是偏师。

秋收起义时间地点(为何只有秋收起义军选择上山打游击)插图3

原因之四: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广州起义,有一个发展过程。

三大起义发起时,我军对“枪杆子”的认识一步步深化:南昌起义时,我军对部队番号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打着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旗号,同时还寄希望张发奎举行起义。

但是,南昌起义的失利说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寄希望旧军阀是不现实的。

到了秋收起义时,主席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师长由旧军人余洒度担任,但余洒度中途叛逃再次证明,没有理想的旧军人是靠不住的。

广州起义比前两次起义更进一步,建立了苏维埃,主席是张太雷。

原因之五:对三大起义的指挥权,莫斯科的控制程度不同。

1924年到1927年,苏联的影响很大,像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总顾问加仑将军,就是后来的元帅布柳赫尔,叶挺独立团的苏联顾问是后来的元帅崔可夫,还有一个就是鲍罗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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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开会。

此举实际上变相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权,张氏、李维汉、周公、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五常委”。南昌起义前,张氏以莫斯科的名义推迟起义,遭到周公、李立三、谭平山等大多数人的反对。

秋收起义,是主席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受莫斯科的影响最小。

广州起义,不但得到莫斯科30万美元的资助,还受到莫斯科代表诺伊曼的直接插手干预,起义三人组是张太雷、黄平和周文雍,但总指挥是叶挺,副总指挥是叶剑英,参谋长是徐光英。

诺伊曼否决了叶挺、叶剑英撤离广州的正确建议,一味死守导致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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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六:三大起义失利后,只有主席首先想到了“上山”。

广州起义失败后,高层有的人把责任强加在总指挥叶挺头上。很显然,这是不公正也是不客观的。后来江西苏区“洋顾问”李德瞎指挥更离谱,直接加速了红军丧失了根据地。

没有“洋顾问”插手的南昌起义,为什么就没想到“上山”呢?

南昌起义诞生了十大元帅中的七位、十大将中的三位:

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公安局长、第9军军长朱老总,参谋团团长刘伯承,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团党代表陈毅,营长陈赓,连长林总、许光达,班长粟裕。

这么多科班出身的名将,都没人想到“上山”。南昌起义部队经历了三河坝分兵、潮汕失利、湘南起义后,才在朱老总、王尔琢和陈毅带领下,上井冈山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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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主席掌舵方向的伟大!

我军一旦上了山,就如同猛虎添翼:井冈山会师,开辟了新纪元;江西苏区依托罗霄山,打退敌军四次“围歼”;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把万水千山踩在脚下;宝塔山下,主席等人指挥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前奏。

而开国将帅在主席的指挥下,一旦下山就势不可挡:八路军下了太行山、沂蒙山,又走进长白山和大别山;最终,以工农为主的解放大军,将红旗插上了十万大山、天山和喜马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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