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我军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三大起义，是我军在革命最低潮时迎难逆行、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起义军的来源，除了追求进步的旧军队，后两个起义还动员了农民和工人。
三大起义都处在敌强我弱、民智未开的大环境下，打不赢就跑、上山打游击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能做到这一点却非常不容易。
事实上，三大起义失利以后，只有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而有7位元帅参与的南昌起义和3位元帅参加的广州起义，不是在转移中消耗就是选择固守城池打阵地战，这是为什么呢？
分析起来，三大起义的初衷相同但结局不同，主要有几个原因。
原因之一：三大起义的出发点，都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
发动武装起义，为什么要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1924年，中山先生在苏联的帮助下创建“黄埔军校”，又通过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叛军。
中山先生病逝以后，1926年广州当局、武汉当局接连发起两次北伐，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又配合西北军冯玉祥打跑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可以说战果辉煌。
在莫斯科的指导下，中国的革命者也参与其中，并对俄国的红色革命有了深刻认知。
1927年，蒋氏在上海发起“四一二”事变，武汉有爆发了“马日”事变，随后“宁汉合流”，沆瀣一气杀戮革命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危急时刻，我党决定借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
当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城市中心论”。
原因之二：三大起义的最终目标，都是“夺取中心城市”。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有几点：一是实现工农联盟，二是武装暴动，三是通过中心城市发动起义，因为“十月革命”就发生在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城市彼得格勒。
在我党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试图攻打长沙、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而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城市中心论”的忠实践行者。
所以，三大起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夺取中心城市，进而把革命推向全国。而三大起义选择的目标城市，分别是江西第一大城市南昌、湖南第一大城市长沙，以及广东第一大城市广州。
但是，由于敌众我寡实力悬殊，南昌起义成功后敌军四面包抄，刘伯承的参谋团只好拟定了南下潮汕方案；
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打下浏阳县城，但难以守住，更不要说攻打长沙了；广州起义明知敌军四面围城，仍然固守，结果三天时间守军几乎伤亡殆尽，余部撤离广州。
而三大起义的连续失利，说明在中国“城市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
原因之三：三大起义发起时，还没有走出旧式军队的思维模式。
三大起义，是我军独立创建武装力量的第一步，但步履艰难。
由于第一次大合作有过三年多的“蜜月期”，我军内部同时跨两个组织的名将，不在少数。
此外，在国民革命军中还诞生了我军第一支武装力量：大总统府铁甲车队，也就是后来的“叶挺独立团”，但陈独秀等一直反对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一大教训。
三大起义，是我党深刻认知“枪杆子”的第一步。
但是，三大起义依赖的主力军，还是来自旧军队的进步力量。其中，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叶挺11军24师、聂荣臻动员的25师，以及周公争取的贺龙20军，共2万余人，几乎清一色来自旧军队。
秋收起义是“八七会议”后，上级派主席去发动的。5000余人的起义军主力，是卢德铭的第二方面军武汉警卫团，以及安源、萍乡、浏阳、平江等地农民自卫军，此外还有修水土匪邱国轩所部。
广州起义的主力军，是叶剑英的第二方面军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2000余人，以及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徐向前任6大队大队长），此外，海、陆丰农民赤卫队也举行了起义。
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有工人赤卫队、农民自卫军参与，但都是偏师。
原因之四：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广州起义，有一个发展过程。
三大起义发起时，我军对“枪杆子”的认识一步步深化：南昌起义时，我军对部队番号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打着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旗号，同时还寄希望张发奎举行起义。
但是，南昌起义的失利说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寄希望旧军阀是不现实的。
到了秋收起义时，主席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师长由旧军人余洒度担任，但余洒度中途叛逃再次证明，没有理想的旧军人是靠不住的。
广州起义比前两次起义更进一步，建立了苏维埃，主席是张太雷。
原因之五：对三大起义的指挥权，莫斯科的控制程度不同。
1924年到1927年，苏联的影响很大，像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总顾问加仑将军，就是后来的元帅布柳赫尔，叶挺独立团的苏联顾问是后来的元帅崔可夫，还有一个就是鲍罗廷。
1927年7月，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开会。
此举实际上变相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权，张氏、李维汉、周公、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五常委”。南昌起义前，张氏以莫斯科的名义推迟起义，遭到周公、李立三、谭平山等大多数人的反对。
秋收起义，是主席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受莫斯科的影响最小。
广州起义，不但得到莫斯科30万美元的资助，还受到莫斯科代表诺伊曼的直接插手干预，起义三人组是张太雷、黄平和周文雍，但总指挥是叶挺，副总指挥是叶剑英，参谋长是徐光英。
诺伊曼否决了叶挺、叶剑英撤离广州的正确建议，一味死守导致损失惨重。
原因之六：三大起义失利后，只有主席首先想到了“上山”。
广州起义失败后，高层有的人把责任强加在总指挥叶挺头上。很显然，这是不公正也是不客观的。后来江西苏区“洋顾问”李德瞎指挥更离谱，直接加速了红军丧失了根据地。
没有“洋顾问”插手的南昌起义，为什么就没想到“上山”呢？
南昌起义诞生了十大元帅中的七位、十大将中的三位：
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公安局长、第9军军长朱老总，参谋团团长刘伯承，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团党代表陈毅，营长陈赓，连长林总、许光达，班长粟裕。
这么多科班出身的名将，都没人想到“上山”。南昌起义部队经历了三河坝分兵、潮汕失利、湘南起义后，才在朱老总、王尔琢和陈毅带领下，上井冈山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由此可见，主席掌舵方向的伟大！
我军一旦上了山，就如同猛虎添翼：井冈山会师，开辟了新纪元；江西苏区依托罗霄山，打退敌军四次“围歼”；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把万水千山踩在脚下；宝塔山下，主席等人指挥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前奏。
而开国将帅在主席的指挥下，一旦下山就势不可挡：八路军下了太行山、沂蒙山，又走进长白山和大别山；最终，以工农为主的解放大军，将红旗插上了十万大山、天山和喜马拉雅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