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存在多少争议，“作家排行榜”总算走过了10年，这为粗描当下阅读生态提供了可能。
2005年，排在榜首的作家是余秋雨（1400万），2015年，排在榜首的是江南（3200万），后者财富是前者的2.29倍，将此落差平摊到10年中，则年均增长率为9.6%。相比之下，2005年中国GDP为18.59万亿，2015年为67.67万亿，后者是前者的3.64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5.4%。
显然，作家们的财富增长未能跑赢大盘。如果扩大计算范围，则2005年榜单前三名作家的总财富为3550万元，而2015年的总财富为7100万元，后者为前者2倍，则年均增长率更跌至8%。
这，与人们的直观感觉相一致。
至于榜单中的“严肃作家”（儿童作家除外），亦明显呈走低趋势：2005年尚有2人能列入前10位，以后9年，只有莫言两度进入前10，此外再无一人突围。按排名前20位统计，2005年“严肃作家”尚有10人入榜，占据半壁江山，此后只有1次有5人入榜，2015年榜单中只收入2人。
参照此榜，我们就不知道还有梁鸿（《中国在梁庄》的作者）、阿乙（《灰故事》的作者），更无论赵志明、曹寇、路内等。
榜单折射出来的东西，不应由榜单来担责。显然，在写作市场化的过程中，我们遭遇了足球职业化同样的问题——表面看还算喧闹，但水平日渐下滑，且出现了后继乏人的现象。
与足球相比，写作的困境被隐藏得更深，因为中国作家在国际上仍在不断获奖，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似乎不降反升。但，创作与获奖之间存在时间差，从文学新人到写出代表作，往往需多年积累，且作品译成外文，走向世界，也需时间。文学奖所肯定的，常常是20年前的耕耘，而20年后，当我们意识到田园荒芜时，再想补救还来得及吗？
越市场，越退步，这不仅有市场的问题，也有市场规则不完善、市场环境不健康的问题。
不成熟的市场总是短视的，不仅要赚大钱，还要赚快钱，没有耐心去培养梯队，不愿为未来投入，在一个太挤仄的市场中，谁停下来远眺未来，谁就有可能被甩下，成为牺牲品。总为生存而狂奔，谈理想未免奢侈。郭敬明曾说，年收入2000多万就能成为一个行业的第一，这个行业一定出了大问题。
为了挣快钱，只好搜尽资源并将其贱卖，当所有公地都被糟蹋掉，则新人再想出头，便只能靠盘外招，三分写七分炒，他们被逼成更合格的市场人，却因此失去了成为更优秀作家的可能。
不否认，当下仍有许多专业文学刊物，“严肃文学”的“圈子”亦在，但它原本就是低效率的，如果不是对其封闭、保守不满，当年很多有前途的作者也就没必要去拥抱市场，并将市场视为拯救一切的灵丹妙药了。如今，这套陈旧的评价体系反而被视为拯救“严肃文学”的稻草，岂非“更向荒唐演大荒”。
传统“圈子”的最大问题，在于等级制，通过一番自我定义，将创作人为地划分为“严肃”与“通俗”，从而为人治创造了空间，一部作品读者再欢迎，只要大佬不喜欢，就可能被打入另册，再难翻身。
从文学史上看，林语堂、盛成、熊式一、蒋彝等在国外文坛赢得赫赫声名的作家，在国内却一度寂寂无名，以熊式一为例，直到他去世时，大陆尚未出版过他的作品的中译本，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圈子”提供的并不完全是正能量，期望它来护佑“严肃文学”，未免浪漫过度。这些年来，不少“老作家”新作不断，但越写越差，却无人敢指出来，而这些劣作能公然出版，且袭取市场化的炒作手段，被吹嘘成巨著、突破等，可见，“圈子”与逐利并非不可媾和，它们原本就是血脉相连。
博弈论中有“智猪博弈”说，即大小猪共食，每按一下按钮，有10个单位食料进入，但按一下要先花掉2个单位的能量，小猪按时，大猪先到槽边，可吃到9单位食物，大猪按时，小猪先到槽边，可吃到4单位食物，则小猪的策略将是永远不按按钮，只吃白食。
可以指责小猪不劳而获，可不要忘了，它去按按钮，即为付出2单位劳动、只得1单位食物，长此以往，只能饿死。能否走出困境，并不由小猪决定，关键看大猪，既不改变规则，大猪又不肯退让，必然互损：要么小猪永远搭便车，要么大家一起饿死。
这样的“公地危机”，在生活中并不罕见，公共环境常布满垃圾，公共设施常被损毁，公共秩序常有纷扰，则公共阅读品质下降，又何必大惊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