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内的大妈戴上一顶金色假发,满是皱纹的手将乳白色发套皱褶的边角拉直。放学的儿子跑进来,“妈妈,你戴这个好看。”

这是一家位于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小宫村的假发加工作坊。屋内的床上和沙发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假发。

在许昌灵井镇,跑出租车的师傅,路边打牌的大爷,地里干活的大妈,他们都骄傲地说,全世界的假发有一半是许昌人生产的,“米歇尔你知道吧,就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她戴的假发就是我们这里的。”

放眼望去,小宫村并没有什么特别,青葱的麦苗,不高的楼房,但推开铁门却又是另一番模样,装满头发的编织袋占据院坝,上了岁数的女人们忙着做假发。

50多道工序制作假发

杨小静是小宫人,在她的印象里,小时候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假发生意,每家房前屋后,甚至马路边都堆满了头发,每天村子里都像赶集一样热闹,还能看到不同肤色的人进出,说着听不懂的话。

小宫村村主任陆宝山说,鼎盛时期,小宫全村900多户村民,有80%的家庭从事头发生意。

杨小静从小就跟长辈学习假发制作,出嫁后,杨小静和丈夫王少锁也做起了假发生意。她家一楼院坝上,塞满了装满头发的编织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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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编织袋里装满了头发。新京报记者付松 摄

3月22日上午,她把编织袋里的头发倒在地上,这些混合着灰尘、泥土的长短不一的头发散发出洗发水的味道。三名男工给地上的头发洒水,然后放入机器打散。两名60多岁的女工,把打散后的头发按颜色分拣好,然后一层层放到拉床的底篦上压实,用镊子把头发一根根拉齐捆扎,再用木拍将头发拍打整齐,按长度进行分档,4英寸长的用2道白线捆扎,称2档;6英寸的用3道白线捆扎,称3档。

81岁的王发合坐在一张篦子前给头发拉档,分好档的头发被称为档发。老人说,他从小跟父母学习做档发,直到现在还靠做档发营生。

拉档讲究快和准,稍不留意手就会被篦刃刮破,王发合的手指手背留下多处疤痕,五根手指已经无法伸直,“早些年就这样了,都是拉档造成的。”

和小宫村类似,周边的张桥、尊庄、唐庄、魏庄等村庄也遍布着假发作坊。村民们利用自家屋子,或者搭一间简易棚。把收来的头发按颜色分拣,然后初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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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正在分拣头发。新京报记者付松 摄

初加工后的头发,将被送到位于许昌市的假发企业进行深加工。在魏都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假发一条街,汇集了10多家假发企业。

与村里的小作坊不同,工厂车间宽敞明亮,有各种先进的设备。在一间密闭的车间,于志光不停地用白纸将头发卷在一根细小的铝管上,然后用透明胶布固定。同一个动作每天他要重复数百次,换来每月5000多元的收入。

铝管直径最小的6毫米,最大的100毫米,于志光根据设计图纸,使用不同铝管卷发,并将其放入定型柜,经过100多度蒸气高压后,就能得到想要的诸如波浪型、卷发、爆炸式等各种发型。

女工张艳霞负责的工序是织发。她把乳白色网帽放在假头模型上,左手将头发放在网帽的细缝上面,右手指握住一根笔芯大小的钢针,极轻极轻地一毫米一毫米将黑色的头发钩在网帽上。

手工织发对织工要求极高,不能少,也不能多,更不能错,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推倒重来。“我钩得最多的一顶假发,有3万多针,织了21天才织完。”张艳霞说,这顶假发最后卖了4万多元。

一顶假发从分拣到成品,需要50多道工序。这些由一根根头发通过层层加工制成的假发,从许昌出发,经陆路、水路、空中等运输方式,抵达全球各地。

在某跨境电商零售平台,每2秒钟就有一顶假发被买走,平均每天全球销量4万套,年成交额15亿元,在海外成交商品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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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手中的假发网帽。新京报记者付松 摄

头发“搬运工”

许昌的假发作坊延续了传统的家庭模式:男主外,女主内。杨小静在家做假发,老公王少锁外出收头发。

小宫村收头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据当地老人说,假发最早是给一些京剧班子做戏服、胡子这些道具。20世纪初,许昌县灵井镇泉店村的白锡和,与外国来华商人合开了发庄“德兴义”,开始收购国内的头发,卖给德国商人销往海外,这些头发被加工成为假发,大受欢迎。

小宫村87岁的徐奶奶从10几岁就学做假发,直到现在还在做。徐奶奶说,村里的人最初只是收头发,后来德国商人提供木梳、叉子、篦子等工具,并向村里人传授头发加工技艺,把泡发、发辫一丝丝扯开、理顺,再按不同尺寸分档扎把,装箱出口,渐渐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档发集散地,经泉店人加工的假发,色泽光亮,手感柔软,耐蚀耐磨,在国际市场上畅销,被誉为“许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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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女工坐在一堆头发前。新京报记者付松 摄

泉店村的李会杰,高中毕业后就骑自行车收头发,李会杰说,那个时候人们的头发不漂不染,又黑又亮,依照发质的好坏和长短,价格每斤从十几块到上千元不等。最值钱的是未成年少女的头发,柔软顺滑,用这种头发加工成假发最受欢迎,一斤能卖几千元。

李会杰说,最早头发生意集散地就在泉店村,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山东、安徽的头发贩子把收来的头发运到村子上,但后来从事这行的人多了,好的头发越来越难见到,染发的人也越来越多,“头发越来越难收了”,于是本地人只得到全国各地去收,他晚上赶火车,白天收头发,有时出门一个月都回不到家。

再后来,国内的头发也不好收了,许昌人就把收头发版图延伸到世界各地,“只要有长头发的国家,我们都会去收。”李会杰说,和国内相比,国外的头发普遍便宜3-5元。

许昌人的到来,让国外的很多人嗅到了商机,一批批头发贩子应运而生。因为宗教信仰,很多国家的女性不能随意剪发,知道头发能卖钱,她们就用盒子将平日掉落的头发从梳子上、地上收集起来,卖给走街串巷的头发贩子。李会杰去缅甸收头发,不用出门,贩子就会把收来的头发送到酒店来给他。

在最高峰的时候,许昌有2万人的头发收购大军,他们就像搬运工,每年把世界各地上千吨的头发汇聚到许昌的不同村落,加工成假发卖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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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正在打散头发。新京报记者付松 摄

黑人女性的“头顶时装”

到了1980年,靠做假发生意的26岁小宫村青年郑有全,已经成为人人艳羡的“万元户”。但他的传奇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创办毛发厂,掌握了从档发、色发到工艺发的一整套工艺技术,实现了中国人做真正假发成品的梦想。2003年7月,他的公司在上海证交所上市,成为“假发第一股”。

在郑有全带动下,村里很多人纷纷办厂生产假发。丁仁河是当地某知名发制品企业总经理,在他看来,许昌的假发起初并没有自己的牌子,大家都是靠接美、韩、日等国的订单,生产出的假发被他们贴上自己的牌子直接卖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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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村民家中的小作坊。新京报记者付松 摄

为了有属于自己的品牌,许昌人开始琢磨,他们请来设计师,但具体怎么做,做什么款型,大家全然不知,只能靠之前接订单的图纸进行模仿。经过几十年摸索,现在,许昌生产的假发早已成为时尚潮流。许昌某发制品公司的假发设计师袁小丽说,现在的生活节奏快,假发的款型也必须经常更新,而她的灵感,主要依靠国内外各大时尚品牌杂志、T台走秀和明星发型。

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还有歌坛天后碧昂丝、美国前国务卿赖斯都曾佩戴来自许昌的假发。

许昌人从米歇尔身上感受到这种影响力,丁仁河说,当时奥巴马刚当选美国总统,他们试着推出了一款米歇尔的同款发型,没想到,这款被命名为“米歇尔”的假发出人意料地大卖,连续几个月都是断货状态,后来他们在非洲注册了第一夫人(FirstLady)这个品牌,销量一直也不错。

在许昌一家规模较大的发制品公司电商部,员工李想发现,海外假发的款式流行也高度依赖明星,“比如蕾哈娜开一个演唱会,她的同款发型可能瞬间就会销售一空。”现在,他们不少产品都是直接以明星来命名,比如蕾哈娜、碧昂丝、LADYGAGA。有时,还要和一些时尚博主签约,争取提高自家产品的曝光度。

袁小丽喜欢上网,前段时间,她发现韩国影视女演员宋慧乔的波波头很火,就根据宋慧乔的发型设计出多种颜色的假发。车间的工人们正开足马力生产,几天后,这些新款发型就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别人的“头顶时装”。

小宫村的杨丹7年前到非洲拓展市场,他说,对于非洲女性来说,假发象征着美好,非洲女性喜欢黑长直、大波浪的发型,但她们天生的自然发,细碎卷曲蓬松,根本梳不直,而且还容易脱落。黑人女性若想在造型上有更多的尝试,假发就成了首选。

“非洲那边的女性喜欢假发,就像我们女孩子喜欢换衣服一样,遇见什么新款式,省吃俭用也要买。”杨丹说,“在非洲的很多国家,恋人之间不是送花,而是送假发”。

瑞塔(Rita)是尼日利亚人,15岁那年,妈妈为她买了来自中国许昌大妈们生产的假发,她到理发店将自然发剪到仅剩5厘米长,理发师再利用钢针,将假发编织到自然发上,形成假发发辫,整个过程,耗时3个多小时,去参加聚会,朋友们都喜欢她的新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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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假发辫子的瑞塔和孩子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杨丹说,假发被视为“头顶时装”,黑人女性人均拥有3——5顶假发。新华社曾报道,一位长在贫民窟的女孩,每月大概会花4美元在发辫上,白领黑人女性每月在头发上的花销大概为15至30美元,有钱人,一个月的假发花费可以达到500美元。

而瑞塔每个月花在假发上的钱是2000奈拉(折合人民币30多元),她喜欢中国的假发,因为款式新颖时尚,戴着舒服。另外,化纤类的假发因价格较为便宜,也受到大家欢迎,在舞会、cosplay等现场,经常会看到大家戴着化纤发片和化纤大辫子出现。

许昌市商务局电子商务办公室主任梁金成说,现在,许昌有240多家企业、30多万人从事假发生意,生产品种由最初的一大类十几种规格,发展到包括人发、化纤发两大系列,分为直发、曲发、发块、发套、公仔头等3000多个,产品远销北美、欧盟、非洲、东南亚等地。2018年,以人发、纤发为主的发制品,出口67.29亿元。

把工厂“搬”到非洲市场

3月22日,许昌市假发一条街上,大大小小的制发厂门口都贴着红色的招工启事。做了20多年头发生意的李会杰说,因为缺乏工人,他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接订单了。虽然市场需求每年都在增长,但假发这一行现在却越来越不好做,用工成本和五年前翻了一倍,但还是招不到人,“尤其是年轻人,没人愿意学这门既脏又无趣的工作”。

小宫村村主任陆宝山说,以前村里可以生产出假发,生意最好的时候全村900多户有80%的人都做头发生意,假发生产需要过酸处理,后来因为环保问题,家庭作坊现在只能做简单的初加工,现在村里最多有一半人还在坚持做,“做头发的九成是女性,她们的年纪都在40岁以上。”

刘新龙和妻子做了20年假发生意,最近去陕西安康收了500公斤头发,他请来10名工人,每天整理出20公斤头发,这些头发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加工完,卖给加工厂最多能赚5000元。他感叹说,做头发已经赚不到钱了,工人工资翻了十倍多,10年前请一名工人每天只需要8块钱,现在最少也得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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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庄村的一个头发加工点。新京报记者付松 摄

刘新龙想让儿子跟自己一起做头发生意,儿子却说:“不做,过两天我就出门打工了。”在他看来,留在家做头发看不到希望,大城市才是他们年轻人向往的地方。

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不断上涨,头发越来越难收,“以前一个人一天可以收200公斤,现在只能收20公斤。”李会杰说,头发质量也没以前好,收一斤才能赚一两毛钱,利润很低,如果收购时不留意,不但赚不到钱,还会连本钱也赔进去。

国内头发难收,而国外的头发收购则被直接叫停。2018年12月31日,新版《进口废物管理目录》正式施行,进口头发被视为“洋垃圾”,“因为缺乏原材料,很多人已经干不下去了。”李会杰说。

许昌市商务局电子商务办公室主任梁金成说,假发市场始终有限,而且现在基本触碰到天花板了,所以近年来政府在积极引导发制品企业转型升级。目前,已有多家假发生产企业不再靠一条腿走路,而是跨行业从事房地产开发、污水处理、旅游、酒店等。

已经有许昌的假发企业把工厂“搬”到非洲市场,“把工厂建在国外,可以减少不少生产成本,还能实现地产地销。”李会杰说,非洲工人的工资仅为国内五分之一,原材料每斤头发也要便宜3到5元。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许昌某假发生产企业因在非洲建立工厂,并把销售网络覆盖到西非、南非、东非、中非等市场,2017年这家公司在非洲市场实现营业收入8.84亿元,为5年来最好。

丁仁河的想法是要利用大数据,通过云服务与国内理发店合作,通过庞大的理发店,拓展国内假发市场。丁仁河说,国内假发市场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可以说目前国内市场还是一片处女地。他还提议将假发一词改成发妆,“假发总觉得不好,假的东西嘛,发妆就不一样了,是一个人头发上的装饰品。”

李会杰则想通过影视明星、网红等传统营销模式,打开国内市场。“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市场,不说多,如果每人一年消费一顶假发,那就是13亿顶假发。”

按照许昌市对发制品产业的振兴规划,未来目标是将许昌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产业基地,到2020年,许昌假发将实现销售收入500亿元、利税40亿元、出口创汇25亿美元。

但对于杨小静来说,只要做假发还有得赚,她和丈夫都会坚守,因为除了做假发,他们也没有别的手艺了。

新京报记者 付松 编辑 胡杰 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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